事件回顾
3月23日，西安市公安局宣布，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就在新政宣布当天，西安迁入8000多人。至此，武汉、成都、西安、郑州、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的人才争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4月1日，根据西安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西安市外迁入共244978人。其中博士以上392人，硕士研究生6689人，本科74960人，大专50233人，中专、技校17796人；人才引进9851人。对比2017年一季度，2018年一季度西安的落户人口数增长了近10倍。
◆ 思考方向
如何看待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你认为“人才引进”更应当注重哪些方面？
有人认为二线城市抢人的手段还是户口和房子，这是一种讽刺。你怎么看？
如果你大学毕业，更愿意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工作生活？
◆ 参考阅读
在这场“抢人大战”中，各地引才政策主要是“抡出”户口、住房、创业等方面优惠条件的“三大实招”：
第一，便利落户。石家庄简化人才落户手续，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人才及高校毕业生凭身份证、毕业证即可办理落户手续，公安部门即报即批、当日办结。南京40岁以下本科毕业生即可落户。武汉大学生落户几乎“零门槛”，推行“社区公共户”“人才住房券”等制度。郑州对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实行“零门槛”落户。
第二，提供租房、购房优惠。符合条件的人才到石家庄市工作之日起，5年内最高每月享受2000元的房租补助。在武汉，大学生可以申请租赁大学毕业生租赁房，还可以低于市场价20%的租金租到租赁房。在郑州，青年人才首次购买住房，博士每人补贴10万元、硕士每人5万元、本科生每人2万元。
第三，提供创业贷款、启动资金。海口提出，经评审通过的科技创新创业团队，一次性给予启动资金30万元。石家庄提出，毕业5年内，普通高校毕业生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可申请最高8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目前，“抢人大战”参与度最高的武汉、西安、成都、郑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多数是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大部分都处于扩张与产业转型期。留年轻人、留住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就保证了城市的未来——这是不少城市管理者的共识。目前，武汉、郑州、西安、成都等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发展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产业，推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而其人力资源的基础就是大学生。
“过去，高校毕业生扎堆去北上广，现在则不少选择留在省内，尤其是省会城市的比例大幅提升，这在中部地区高校是普遍现象。”湖北一所高校就业部门负责人介绍，各地抢人大战中，户口、补贴、贷款都是辅助性政策，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才是大学生落户的主要考量因素。
◇《“揽才新政”要打组合拳》
“这也是城市发展转型升级的需要，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现在已呈疲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人才正是实现创新发展最强劲的动力。”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认为。
长期以来，我国人才分布不均、一些地方留不住人才，一些行业、一些地区人才又不愿去，造成一线城市人才集中，二、三线城市和部分行业人才匮乏。“这次‘抢才大战’，正好暴露了我国人才方面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王辉耀指出，此前不少城市在引才政策上都瞄准大学生。然而，人才不都是大学生，有一技之长的熟练蓝领工人、有丰富经验的职场中层、有经商和创业经验的创业人才等都是人才。另外，城市发展不能只靠高科技人才，同样离不开服务业等各领域人才。
引进人才后，更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眼下，不少地方为吸引更多人才，在落户、住房等方面频频“发力”。然而，除了户口、住房、薪酬等硬性条件外，城市的整体工作环境、生活水平等方面也关系到引进人才后是否留得住、用得好。人才专家指出，当前急需不断提升城市的人文、自然环境，提高综合治理水平等，为人才安心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引进人才尤其是在创业、投资方面的人才只是涵养创新的基础。还需要培养有利于其创新的环境，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激励等机制，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破除不利于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障碍，搭建有利于人才干事创业的软环境，打造动力强劲的创新引擎。
◇《不要夸大“就业首选二线城市”的魔力》
二线城市固然有房价等眼前的比较优势，但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一项调查统计亦显示：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大学生最看重的因素是薪资水平（64.3%）、发展空间（59.3%）和城市大小（43.9%）。至于落户政策（28.8%）以及针对性的激励补助（13.0%），明显排位靠后。
和前面的调查两相比对，矛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希望选择二线城市”仅仅是一种意愿，意愿与决策之间，仍有诸多客观考量。比如希望逃离北上广的一些人，依然生活在北上广的天空下一如往常，而那些逃回去又杀回来的年轻人，才终于明白抉择不是“爆款文章或调查”中的那块画饼。
◇《人才人口为何一夜间成“香饽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认为，“人才争夺战”与人口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林宝指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滑后，人口红利就开始了下降，从去年到今年则可能正是经济活动人口开始下降的拐点。
“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则与‘人口红利’的衰减密切相关。当‘人口红利’衰减时，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会显著上升，从而影响经济竞争力；养老、医疗负担加大也会影响积累和投资等，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林宝说。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看来，各城市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学习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响应中央政策要求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部分城市放宽户籍管理，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动机。“吸引产业投资，人力资源储备是关键。一些城市放宽落户条件实际上看准了人力资源储备对增加投资的吸入效应。同时，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土地财政遇到了房地产库存的瓶颈，一些城市试图通过降低落户门槛来增加购房人群，应该也是潜在因素之一。”李铁说。
在多数媒体欢呼人才春天已来的同时，舆论场中也出现了一部分质疑的声音。这些声音站在清洁工和普通打工者的立场上，认为各地以学历为门槛的落户、住房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是对城市其他低学历群体的“歧视”。而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又恰恰与这些人口相关，所以在引进人才的同时，需要考虑的是城市低学历群体的就业、落户等相关工作。
“如果我们仅仅把人才定位于学历技术，而忽视了城市各方面的实际需求，往往会导致引进的人和岗位的脱节，反而不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李铁对本报记者说。随着越来越多高学历人口的进入，也会需要更多的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口提供互补性服务，这是城市发展的规律。
以近期大城市中广受诟病的幼儿教育为例，李铁解释了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速度很快但质量不高的原因。“原因就在于参与服务的人口，没有通过市民化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李铁解释说，“如果他们在城市的服务业就业中没有长期预期，只有临时就业心理，就必然不会在提高服务质量上进行投入，从而导致服务品质下降，甚至产生极端的短视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