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绝新闻“烂尾”应从追踪走向追责
南方临近年末，中国青年报记者对2014年度公众关注的十大“烂尾新闻”进行追访发现，随着相关新闻热点淡出人们的视线，讨论的人群散去，曾经发出的很多质疑并没有得到回应，寻找的真相也并未拨云见日，诉求的问责仍然未见结果。
南方“烂尾新闻”原本是业界俗称，现在看来，似乎成为一个专业的新闻术语了。这是因为，“烂尾新闻”已成为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还不是孤例。这些年，有太多媒体选择通过盘点“烂尾新闻”，来发挥进一步的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每当年终岁末，媒体通过梳理当年“烂尾新闻”，可以透视一些部门处理公共事件时存在的问题。
南方盘点“烂尾新闻”，本身就是还原新闻价值的需要。每一单“烂尾新闻”背后，都有进行公共追责的空间。如果治理“烂尾新闻”只是止于盘点追踪，不能从追踪走向追责，那么，盘点“烂尾新闻”提供的也不过就是发现价值，甚至是在旧“烂尾”添了个新遗憾，进一步挫伤新闻尊严和社会正义。这些年，盘点“烂尾新闻”很多，回应“烂尾新闻”很少，甚至可以说，盘点出的“烂尾新闻”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激不起半点回应。
南方比如本月初，新华社记者也曾对2014年数起重大安全事件的问责情况进行了追访，同样发现很多信息依然拒绝公开，很多问题尚在处理，很多责任没被追究。也就是说，对“烂尾新闻”的盘点本身，也有可能成为“烂尾新闻”，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烂尾新闻”不应继续“烂尾”，应该从追踪真正走向追责。
南方现在想想，一些热点事件成为“烂尾新闻”，本身就是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公权力“危机公关”的结果。以中青报此次盘点的“烂尾新闻”为例，河南货车司机夫妇服毒自杀事件出现“公开止于问责”，武汉一高校内酒店组织卖淫事件成为权威信息缺位的“罗生门”，河南洛阳副市长先失联再落网之后无音讯，河南夫妻半夜被抛墓地事件调查无结果，对这些公共事件，可以从真相、是非、价值、利害、责任等各个角度进行剖析，由此可以触及相应的问题责任。
南方“烂尾新闻”背后隐藏着值得追究的双重责任：一是热点事件本身的问题责任，二是让热点事件成为“烂尾新闻”的责任。不要认为“烂尾新闻”背后的拖延推诿、敷衍民意就不是问题，在今天，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本身就可以反映出权力拥有者的作风问题。重要的是，制造“烂尾新闻”，让太多问题悬而未决，让太多真相探询依然无果，让太多权力依旧无法实现，让太多正义无法及时传递，这一切，都是老问题、旧责任基础上的新责任。
南方要让“烂尾新闻”从追踪走向追责，一方面，需要媒体监督力度的新突破，比如，通过把制造“烂尾新闻”的责任主体纳入监督追踪的对象，挖掘“烂尾新闻”背后更大的新闻价值，通过新的“示丑”来驱动新老问题一并解决；另一方面，“烂尾新闻”成为“烂尾”，应该倒逼问责机制进一步完善，避免监督与问责之间的断裂。
南方也只有让“烂尾新闻”不再“烂尾”，让“烂尾新闻”从追踪走向追责，新闻舆论才能真正发挥监督功能，新闻工作者才能拥有真正的职业尊严，公共事件的处理才能还原公平正义。
2.为“四个全面”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新年伊始，扬帆奋进，开启新的征程。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以思想共识凝聚行动力量，用正确舆论引领前进方向，是立足当前搞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是着眼长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心之所向、志之所趋，离不开思想理论的武装和宣传工作的引领。刚刚闭幕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明确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服务大局，为“四个全面”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营造良好氛围。把宣传思想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才能更好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主动性，以创新思维和务实行动把会议提出的基本原则、具体要求、明确任务落到实处，用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鼓劲加油。
人心齐，泰山移。２０１５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面临的挑战也更加复杂。越是在爬陡坡、过大坎的艰难时刻，越是在蹚深水、涉险滩的艰辛时分，越需要凝聚更加广泛的共识，汇聚越发强大的合力。当此之时，只要我们号子响、步子齐，努力做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工作，加强对改革发展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回答干部群众和社会舆论关心的重大认识问题，就能在激流险滩中站稳脚跟、迎难而上、行稳致远。
回首艰难跋涉，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之所以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结起来就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当前宣传思想领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持续深入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增强“三个自信”，形成推动事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观念是行为的准则。大力培育和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打牢思想根底的基础工程，也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无论是注重典型引领、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宣传，还是注重以文化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无论是注重制度规范的保障支撑，还是着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内核贯穿其中、统领全篇，才能把宣传思想工作的大文章做得更加生动、更具魅力、更有影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不行，离开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也不行。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的党才有战斗力，我们的民族才有凝聚力。必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大原则，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形成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履职尽责，各相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能把应尽责任细化、实化、具体化的工作格局，构建管用、高效的工作机制，探索富于时代特征、适应群众需求的工作方法，为新形势下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提供有力保障。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宣传思想工作天地广阔，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用我们的奋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时代镌刻属于今天的新印记，辉映明天的新荣光。
3.新常态下的广东发展新方略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党中央关于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的重要判断。广东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新常态的特征会更快显现，适应新常态的紧迫性更高，引领新常态的意义更为重大。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要立足新常态谋划推动广东发展。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常态给广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把握新常态下的发展规律，明确新常态下的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新常态下的工作，使广东发展在新一轮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一、新常态三大特征：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趋恒
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外部条件、内部结构、要素禀赋、发展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因自组织变化而逐步演进到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均衡状态。经济运行的这种演进主要体现在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趋恒三大方面。具体而言，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区间逐渐步入中高速和中速区间，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将逐渐成为经济主体，知识和智力等高级要素将逐渐替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初级要素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
从广东来看，GDP的增长速度自2007年后逐渐回落，并于2012年比全国晚一年结束了长达20年的二位数增长。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年广东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全国同步。在增长动力方面，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自2003年达到27%后开始回落到20%以下，并趋于缓慢下降，而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直到2013年才下降到20%以下。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广东经济比全国更早步入了新常态。
二、适应新常态政府要有新作为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日韩等国的战后崛起路径类似，是一种追赶型增长模式，在引进外资、产业政策、投资导向等方面，政府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与日韩不同的是，中国的追赶型增长是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意志更强。同时，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与工作惯性，对市场的扭曲程度也更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目的也在于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如果说过去在追赶型增长阶段，政府的作为虽然牺牲了部分效率，但赢得了速度的话，那么，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政府如果不对其作为进行调整，有可能出现既无速度、也无效率的不利局面。
应当认识到，以前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些抓手，在新常态下的操作空间可能将相对有限。因此，适应新常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政府有新作为、好作为。应吸取日韩等国过度使用产业政策的教训，变歧视性的产业政策为公平导向的竞争性政策；应慎用行政性手段，更多利用法律手段去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应大力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市场垄断，将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建设方面。
三、新常态下的广东发展主线：从追赶型增长到创新型发展
2014年广东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如以7%左右的平均增速预计，2020年将达到1.5万美元左右。按照国际经验，此阶段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有赖于不断优化结构、提升效率，而实现后者的关键则在于不断创新。因此，推动发展动力转换，走创新型发展道路，成为了新常态下的首要经济命题。
应当注意，我们不能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简单理解为把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把创新驱动简单化。事实上，广东经济发展动力逐步衰减的关键在于原有创新方式的日益固化，创新收益趋于边际递减。换而言之，原有的创新活动更多的是学习和模仿，而不是原始性的发明创造。由于原始性发明创造活动具有风险大、技术转移壁垒高、创新收益保护的制度严格、创新条件（人才、环境等）较为苛刻等特点，与技术领先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追赶型经济体往往难以短期内在传统领域实现技术超越。相反，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低碳、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追赶者和领先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则小得多，实现技术追赶甚至技术超越的概率也大得多。
因此，推进创新驱动需要标本兼治。在治标上，要打通要素流动的障碍，把现有资源重新较快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新兴产业上去，引导资源、资金从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能过剩的行业加速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把培育新兴产业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有效结合起来。在治本上，应加快积累技能型、技术型人力资本，积极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构造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创新成本和风险的制度安排。
4.全面小康社会与广东实践
按前不久闭幕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立足新常态谋划和推动广东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省委书记胡春华强调，要围绕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省、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绩。
“稳”的重点是稳住经济运行，“进”的重点是主动适应新常态、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广东要增强战略定力，推动实现新发展。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
为进一步推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判断上，统一到做好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上，统一到各项工作部署上，南方日报组织记者深入省内各地各部门采访，即日起推出“新常态·新跨越”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殷切期望，其中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便是“两个率先”之一。上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也作出部署，今年要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更大成绩。
广东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尚有多远呢？近年来，随着我省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财政投入比重逐年上升，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到2014年，全省财政总支出超过2/3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类支出，达到6177.11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现实正与广东渐行渐近。
民生投入逐年提升
占财政总支出比例超2/3
近年来，“惠民生”一直是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的工作主线之一，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投入力度，都前所未有。
比如，从省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推出了类似“十件民生实事”等头号民生工程，各级政府主要领导都亲自抓，且预先征求网友意见，定期公布进展，确保让老百姓切实从中受到实惠。
据省政府办公厅介绍，过去一年来，全省各级财政共投入1940.98亿元，其中省级财政投入783.83亿元，市县财政投入1157.15亿元。截至2014年底，省十件民生实事32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部分超额完成。
近年来，尽管经济暂时告别两位数增长，财税收入增幅也有所收窄，但广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却丝毫不含糊，不仅支出总量保持增长，支出比例也逐年上升。
2014年，全省财政部门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从而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全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民生类支出达到6177.11亿元，占总支出的比例为67.63%，超过2/3，同比提高0.45个百分点。
广东对民生领域真金白银的大投入让老百姓切实得到实惠，全省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朝全面小康社会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抽样调查显示：2014年广东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全年广东人均可支配收入25685.0元，名义增长9.7%，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7.2%。
同时，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常住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1.8和1.9个百分点，这使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3年的2.669缩小至2014年的2.625。
事实上，全面小康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除了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还包括社会和谐、民主法制、文化教育和资源环境等多个方面，广东除了在民生领域发力，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近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2013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2014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跨越世界平均线，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为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但经济总量和整体水平的骄人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忽视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等现实：目前，粤东西北12个地市只有阳江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2.6。
因而，广东能否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关键和难点在粤东西北地区能否加快振兴发展和城乡能否进一步协调发展。
“‘两个率先’指的是全省层面的，而不仅仅是珠三角。广东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全省平均实现小康，而是各个市，特别是粤东西北各个市也要达到小康水平。”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指出。
事实上，围绕“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已作出多项重大战略部署，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并需要继续坚持推进。
——出台《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5年统筹安排资金6720亿元，大力支持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自此，粤东西北地区发展驶入快车道，2014年粤东西北GDP增速比珠三角高1.5个百分点以上。
——部署调整加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工作，明确由珠三角6市对口帮扶粤东西北8市，携手推动粤东西北振兴发展。一年来的成绩表明，新的帮扶理念和机制充分调动了两地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取得良好开局。
——启动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统一起来的新思路。一年多以来，大胆利用市场意识求新求变，成为不少单位帮扶工作思想的指挥棒，并迅速取得了成果。近年来，广东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和区域都不能少，不容遗留任何死角。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任重道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对今年工作已作出全面部署：广东必须更加坚定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更加注意把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必须更加自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质量效益，必须更加务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认识已统一，决策已部署，接下来重在贯彻落实。近期以来，我省各有关部门纷纷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各地陆续召开市委全会，结合各地情况将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了实际行动。如，广州市在今年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中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坚持为民惠民，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东莞市今年七方面重点工作之一。
今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布局之年，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关键之年。全省上下必须紧紧围绕“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为纲领，加快推进包括民生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
5.以互联网引领广东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重点做好六项工作，其中第一项是努力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走在前列，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他强调要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总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凤凰涅槃”。当前，新一轮互联网革命向各个产业领域渗透并加速融合，互联网已从单一的技术工具演进到重构产业生态及价值创造阶段，成为撬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广东要抓住全球变革契机以及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特征，依托新兴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充分发挥互联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融合、创新驱动作用，加速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实现产业“凤凰涅槃”。围绕如何以互联网引领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本专栏特约专家建言。
以互联网引领转型升级：广东创新发展主导战略
以互联网思维大力推进包括产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文化创新等全方位创新，促进广东产业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
□向晓梅
当前，互联网已从单一的技术工具演进到重构产业生态及价值创造阶段，以互联网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正当其时。广东要抓住全球变革契机以及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特征，把互联网引领转型升级战略上升为广东创新发展的“主导战略”，强化互联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融合、创新驱动作用，加速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在“凤凰涅槃”中实现发展新飞跃。
以互联网促进广东产业转型升级仍存在两个“不相适应”
广东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信息产业大省和网民数量第一大省，是互联网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最早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地区。近年来，广东在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电子商务、物联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从互联网促进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来看，互联网向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以及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重组变革的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仍存在两个“不相适应”：
旧有工业化体制机制及管理模式与互联网思维的“不相适应”。政府层面对以互联网引领产业发展仍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路和有效的政策引导，现行的产业政策仍较多沿袭旧有的工业化思路。信息化推进部门在整个政府系统仍处于技术与工具层面的从属地位，跨部门、跨行业的业务协同性不足，“信息孤岛”问题较突出，难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产业大变局。
互联网企业供给能力与传统产业企业信息需求的“不相适应”。广东互联网相关设备制造企业总体上仍被挤压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大量核心技术及关键设备仍依赖进口；大部分互联网服务企业为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大型平台和龙头企业数量偏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及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有限。而另一方面，广东传统产业企业通过互联网提高竞争力的需求十分迫切，但由于缺乏互联网专业知识以及专业的技术支持人员，信息技术预算少，不少企业互联网应用程度偏低。
以互联网促进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构建以互联网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针对互联网在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当中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应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顶层设计”突破，以开放、平等、融合、用户至上等互联网思维为指引，站在整个产业价值链视角对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进行系统布局，以互联网引领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
一是要着力推动广东传统优势产业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价值链重构及价值创造环节的再造，利用制造模式变革及互联网平台效应深度整合传统的产业链、技术链、服务链，加快生产网络向跨界的形式演变，从产品形态、销售渠道、服务方式、盈利模式、品牌塑造等方面打破原有业态的边界。
二是要优先发展基于网络化、智慧化多元产业融合而衍生的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要依托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倍增性、广泛渗透性和深度产业关联性，将电子商务、云服务、大数据等新兴网络服务嵌入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建立高效协同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和物流服务体系，有效推动“制造+服务”的融合创新。
三是要破除传统路径依赖，以互联网思维大力推进包括产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文化创新等全方位创新，促进广东产业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
以互联网更好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三大抓手
制定广东新一代互联网产业发展路线图，及早应对工业4.0变革。结合互联网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快制定广东省新一代互联网产业发展路线图，选准产业发展突破口，明确重点突破技术，以技术创新带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等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以关键领域重大项目为抓手，分阶段有序推动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特别是要尽早采取措施应对工业4.0变革浪潮，抢先发展新一代智能互联物联生产制造系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广东制造业及整体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培育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加速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的融合蜕变。鼓励跨平台融合发展，扶持互联网新业态骨干企业（平台），做大做强互联网转型升级示范企业（平台），支持互联网龙头企业建立全产业链贯通、开放式的互联网平台，加大力度吸引国内外互联网知名企业在广东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总部，辐射带动互联网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在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培育引进一批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及自主品牌的互联网企业，并重点在广东优势传统产业、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两化”与“两业”深度融合的试点示范工作。
坚持服务牵引和示范带动，支持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创新。面向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的服务需求，引导和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发展新的服务业态和商业模式。选择应用前景广阔、技术体系完善、预期效果显著的重点领域，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城市和区域组织开展试点示范，探索推动技术进步、市场培育、产业链协同、标准规范制定、商业模式创新的新模式，制定并出台有关鼓励商业模式创新的政策。
6.出租车，政府手伸长了
出租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正因为是公共交通的一部分，所以政府要对出租车进行管理。但问题是政府管理该管什么？该怎么管？
出租车有三件事是政府要管的，这三件事涉及公权，即公共权益。
一是城市要有出租车，有出租车才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出行时乘坐出租车的需要；二是出租车票价要合理，合理才可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公正权益；三是出租车的运营要有安全保障，保护社会公众在运营中的安全权益。虽说这三件事是政府管理该管的，但该怎么管分歧严重。
2004年，国务院就做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央政府不再管理出租车运营服务，相关事权交地方政府，怎么管地方政府制定办法。但时至今日，这个决定的执行中，改革的原则和政策变得模糊了。
第一，城市要有出租车。怎么有出租车，其实很简单，凡是个人有能力开出租车的或者个人有能力经营出租车的，只要符合规定的条件，政府给他发牌照，签协议，他照协议做事就好了。申请的人多了怎么办？摇号。谁摇上谁开。社会永远没有绝对的公平。毕竟社会进步了，市场经济天天有，找不到工作还有社会保障。不仅弱势群体的人要开出租车，中产阶级也有人想开出租车。我在德国就坐过一次一个大学教授开的出租车，他说学校里不是天天有课，有空的时候他就开着自己的奔驰车提供出租服务。
为什么要成立出租车公司，弄得司机有意见、社会公众有意见。公司要搛份子钱，司机当然有意见；司机只顾搛钱，车辆卫生和安全状况差，社会公众当然有意见。国家三令五申强调国退民进，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这么一个小小的出租车服务要求一定要成立个公司，要这个形式干什么？没什么好处。通过公司去管理出租车，增加了管理层级、增加了运营成本，责任都揽在政府名下，出现社会矛盾变成众失之地。不是不可以有公司，让经营者自己去判断，让民间自己去组织管理，把有相关业务的司机聚在一起，方便经营适合自己经营的出租车业务。比如专门叫奔驰出租车的，比如专门叫送机场的出租车的。
不是不可以有公司，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公司经营规定为出租车运营的唯一或主要的形式，更多地发挥市场的活力，市场的积极性。说在底，应当是市场选择的形式而不是政府规定的形式。
开出租车和开理发馆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能有个小房间，只要有理发的手艺，理发馆就可以开起来，只要能有一辆车，只要会开车，出租车的生意就可以做了。为什么要一定成立个公司，来经营和管理出租车和出租车司机呢。无非是让投资者把公共服务变成了摇钱树，可以借市场垄断疯狂追求利益。有相关规定文件，居然要求出租车运营要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这“三化”可了得啊？如果真的“三化”了，出租车市场的灵活性、出租车市场的自我调节、自己我完善机制不能有多少。这是什么？计划思想、大而全、小而全，根深蒂固。市场是灵活的、市场是变化的，这么管法，矛盾会越积越多。
第二，出租车价格要合理。什么叫合理？一，合理就是开车人的收入要大于支出，要有盈余，这个盈余应当不少于一个城市中等收入水平，要能养家糊口，不然没有人愿意干。2015年1月4日，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阳市上千辆出租车集体罢市。原因说来不可思议，因为罢市的直接原因是不满意政府取消每车次一元的燃油附加费。一元钱是太少了，可算起来一个出租车司机凭此一天可收入30元左右。一个月就是900元左右的收入，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就是不小的收入啊。二，合理就是出租车的价格应当高于城市地铁、电汽车等公交车价格，不然都来坐出租车，没人坐地铁和公交车了。三，合理就是开车的人和坐车的人双方都接受的价格。10公里定在30元也好，定在60元也罢，双方接受车子就可以走。本来出租车就不是普通公共交通，出租车价格高了，你可以不坐，谁也没有强迫你来坐，谁也没有强迫你来开。
中国出租车价格总体偏低，日本东京坐出租车要贵得多，从银座去趟雨田机场要上千人民币，是中国出租车的几倍。中国出租车价格低，司机收入也低。司机需要拼命拉活，有的吃饭、睡觉都在车上，车辆白天、晚上接着转，车况差，卫生更差。这种情形，司机有怨气，坐车的人也不爽，只是无奈罢了。
近日，上海公布调整出租车价格征求意见方案，每公里提高1块多钱，调整的不多，还是太低了。上调出租车价格是需要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也都可以接受，其实大家关心的是价格上调了，到底谁受益。如果收益的部分都让不断提高的份子钱拿走了，价格再上调也于事无补。
现在出租车价格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服务买卖价格，中间隔着好几层，任何一层都有利益追求，把出租车价格构成搞得太复杂，需要满足出租车几个经营层面的利益，本来国务院改革的初衷是简政放权、理顺体制，地方政府监督，价格让出租车协会自己去定。有关部门在这儿规定来规定去，说好听的是给出租车司机提高收入，说难听的又让拿份子钱的老板渔翁得利。
第三，出租车运营要安全。出租车涉及到乘客和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要坐得安全，坐得放心。所以有关部门想了一大堆办法来加强管理。本来有驾驶证就可以开车的，有A本可以开大客车，有C本可以开小客车，但有驾驶证还不行，还得有出租车准驾证；本来有了出租车特许经营许可证就可以营业了，但有了经营许可证还不行，还得有“道路运输证”、得有“车辆运输证”。总之，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放心，要多设几道关卡。问题是多设的关卡怎么就能解决乘客的运营安全？谁也讲不通，因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设的关卡再多，发的证再多，人还是那个人，车还是那个车，出租车的运营安全靠的还得是国家关于驾驶证的检验制度和机动车的检验制度，靠的还是社会治安环境的综合治理和改善。
设置的关卡，没用还能接受，问题是有些设置的关卡破坏了本来的原则和市场规则。出租车的特许经营权是不可以转让的。这是公共服务特许经营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石。因为授予企业或个人特许经营权，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或个人）资格的认可，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或个人）能力的信任，意味着政府与企业（或个人）就双方的权力和义务达成了共识。特许经营协议是政府与企业（或个人）签署的，这表明特许经营权授予企业（或个人）。但有些设置的关卡，将本该授予企业（或个人）的特许经营权，还授予了四个轮子的出租车。这事难到不是怪事嘛，难道车子也有特许经营权，难道车子也能执行与政府达成的权力和义务。有关部门的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就是这么规定的。政府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7.云南部分农民被城镇化成夹心人
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
云南部分农民被城镇化成“夹心人”
“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过快，以完成任务的方式片面‘数字城镇化’。”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备受政协委员们关注。在看到这项工作成绩的同时，委员们也指出了“农转城”推进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了农民相关的社会保障，出现以土地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农民“被城镇化”，让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
指标数让部分农户“被城镇化”
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为了解这项工作的进程， 2014年4月，云南省政协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当年的重要调研主题，组织相关专家分赴云南省红河州、普洱市、楚雄州、大理州、保山市、德宏州等10多个县(市、区)的乡镇进行调研。
调研显示，经过两年努力，云南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了明显提高，促进了一些地区城镇化和城乡的共同发展。但是，调研也发现，这一本为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好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
“由于受行政力量的直接作用，‘农转城’工作被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说，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是政策实施前20多倍。为完成任务，一些部门按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指标。
“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演变为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被城镇化’过程。”这位专家说。
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致使基层在工作中弄虚作假、随意扩大转户对象范围。
一些地方，符合转户标准并自愿转户的农民数量有限，这些地方便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民没有城镇固定住所，工作人员便将县政府办公大楼作为上万人的落户地址。这些“被城镇化”的农户，实际上还生活在甚至连道路都没有硬化的乡村。还有些地方的农民家中老人和小孩转为城镇户口，其余家庭成员为农村户口，一个家庭拥有两本户口册的现象突出。
调研发现，近年来，随着国家各类惠农政策力度和新农村建设力度的加大，农村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国家相关优待更加明显：除土地承包、征地赔偿、申请宅基地、生育二胎等优惠政策和经济待遇以外，集体经济较好的村还能享受股权、分红、生活补助等一系列利益，因此一些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并不高。
“沧源县农民就更愿意享受农村政策。”云南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政协社法委主任王敬莹说，由于沧源县是边疆民族特困县，国家的倾斜政策较多，有些政策，农村甚至优于城镇。“在同等条件下，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达95%。农民不仅缴费低，民政救助、新农合医保报销还实行‘一站式’服务，手续便捷。而城镇医保报销比例只达80%，不仅缴费高还要多头跑。”他说。
“数字城镇化”带来“空心城镇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范建华不无忧虑地说：“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城镇化被狭义地理解，变相放大了城市或城镇房地产业的发展，城市以一种粗放的方式快速蔓延，过度征用土地和耕地，导致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城镇化的趋势，出现缺乏产业支持、市场支撑和人口支撑的‘空心城镇化’。”
云南省政协也在《关于云南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指出：“短短两年时间，云南省城镇化率提升了10%，农业转移人口的过快增长，已经与云南的经济、城镇发展不相协调。”
调研报告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需承担‘农转城’人口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低保、保障性住房、养老金发放等的支出，同时还要增加各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来管理更多人口。”
但在实施这项庞大的工程前，“一些地区对转户所需成本没有进行科学、合理、全面的测算，对每转一个人需要增加多少投入没有具体数据，在制定转户数量时没有考虑到财政和城镇公共资源的承载能力；对于如何弥补由于‘农转城’带来的财政支出上的缺口，没有具体的措施和途径，致使转户后由于保障对象数量激增，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不足，未能满足转户群众的权益保障需求。”
云南省政协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云南全省已转户人口中，仅有8.9万余人享受住房保障，仅占转户总人数的1.69%。普洱市2012年至2014年4月转户的近30万人中，仅40415人办理城镇养老保险，1377人办理城镇医疗保险，就业岗位仅7624个。
“老百姓把享受农村的‘五项权益’和城市五大保障体系称为‘盖两床被子，穿十件衣服’。但转户后，这些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落实，城里的‘五件衣服’穿不上穿不暖，农村的‘五件衣服’又穿不稳不让穿，使一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一位政协委员说。
由于对“五享受、五保留”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质疑，加之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较多，受过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培训的非常少，进城后往往只能从事建筑施工、搬运等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收入低且工作不稳定，因此许多农户都不愿转户，一些已转户的想转回农业户口。据云南红河州相关部门统计，仅蒙自市就有2000余人提出由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的申请。
“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城镇化，不仅使进城农民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且‘行政城镇化’、‘指标城镇化’还给今后的社会管理留下许多隐患。”这位政协委员说。
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范建华不无忧虑地说：“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城镇化被狭义地理解，变相放大了城市或城镇房地产业的发展，城市以一种粗放的方式快速蔓延，过度征用土地和耕地，导致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城镇化的趋势，出现缺乏产业支持、市场支撑和人口支撑的‘空心城镇化’。”
云南省政协也在《关于云南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指出：“短短两年时间，云南省城镇化率提升了10%，农业转移人口的过快增长，已经与云南的经济、城镇发展不相协调。”
调研报告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需承担‘农转城’人口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低保、保障性住房、养老金发放等的支出，同时还要增加各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来管理更多人口。”
但在实施这项庞大的工程前，“一些地区对转户所需成本没有进行科学、合理、全面的测算，对每转一个人需要增加多少投入没有具体数据，在制定转户数量时没有考虑到财政和城镇公共资源的承载能力；对于如何弥补由于‘农转城’带来的财政支出上的缺口，没有具体的措施和途径，致使转户后由于保障对象数量激增，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不足，未能满足转户群众的权益保障需求。”
云南省政协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云南全省已转户人口中，仅有8.9万余人享受住房保障，仅占转户总人数的1.69%。普洱市2012年至2014年4月转户的近30万人中，仅40415人办理城镇养老保险，1377人办理城镇医疗保险，就业岗位仅7624个。
“老百姓把享受农村的‘五项权益’和城市五大保障体系称为‘盖两床被子，穿十件衣服’。但转户后，这些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落实，城里的‘五件衣服’穿不上穿不暖，农村的‘五件衣服’又穿不稳不让穿，使一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一位政协委员说。
由于对“五享受、五保留”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质疑，加之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较多，受过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培训的非常少，进城后往往只能从事建筑施工、搬运等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收入低且工作不稳定，因此许多农户都不愿转户，一些已转户的想转回农业户口。据云南红河州相关部门统计，仅蒙自市就有2000余人提出由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的申请。
“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城镇化，不仅使进城农民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且‘行政城镇化’、‘指标城镇化’还给今后的社会管理留下许多隐患。”这位政协委员说。
新华村：“不离本土的城镇化”
政协委员们认为，云南作为农业大省，各地农村都聚集了大量人口，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只从鼓励农民进城上下功夫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调研报告指出：“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儿童无人照料；农民进城后，农村房子空置，而城里又没房子住；农村土地资源浪费，大量耕地荒废。”为此，专家们认为，“就近市民化”、“就地市民化”也是“农转城”的有效途径之一。
“新华村，一个总人口不及6000人的小村，没有走‘离土又离乡’的城镇化之路，而是借助文化旅游业的特色发展，‘离土不离乡’，带动了全县超过50亿元的大产业。”长期做田野调查的范建华认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就是一个“不离本土的城镇化”样本。
素有“泉潭之乡、河泽之乡”之称的新华村，是一个有着浓郁白族风情的小村寨，全村5700多人。由于新华村有着1000多年的工艺品加工制作历史，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又被评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
借助旅游业带来的人潮和钱潮，近10年来，新华村将民族工艺文化转化为重要经济资源，由于“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叮叮当当的小锤，带动了全村和周边10多个行政村投入旅游业，发展旅游商品加工销售业，促进了全县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的迅猛发展：2011年，全县共有加工户5200多户，家庭从业人员12000多人，年加工工艺品500多万件，产品销售收入达10亿多元，形成一个近50亿元规模的经济体量。在新华村，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12户，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有211户，村内还有年营业额过200万元的新兴电商“百银”。
“如今的新华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子’。”范建华说，2011年，新华村经济总收入7980万元，其中工艺品加工销售收入6180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77.44%，大大超过了城镇化硬指标中“非农收入占50%以上”的要求。
参与省政协调研的专家们认为，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转城”，不是“非农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多少”、“集聚人口超过多少”的“数字城镇化”；不是城区建筑面积扩大，楼盘林立的“指标城镇化”，而是人的权益保障，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人的城镇化”。
据悉，由于“农转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云南省政府已经明确不再对各州市下达年度转户计划任务，要求各级政府将工作重点和考核重点放在转户群众的权益保障上，要根据转户群众自己的意愿确定是否继续保留非农业人口户籍，先解决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并在城镇有固定工作和居所的农业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对于不愿转户的群众，可以将其转回农业户口，待条件成熟后再转户。
“城镇化的实现不能以乡村衰败和权益受损为代价，城镇化的过程应该是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剥夺农民权益的过程。”一位政协委员说。
8.“创新+技改”是传统制造业转型法宝
广东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强音。
制造业大省广东，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腾出了发展空间。如今在新常态下，广东面临着从“腾笼换鸟”到“凤凰涅槃”的转段选择。
新常态下，“世界工厂”该何去何从，传统企业怎样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在2月10日的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上，代表们纷纷为传统产业发展创新建言。不少代表表示，“创新+技改”是传统制造业转型法宝，在推进产业升级和“凤凰涅槃”的新阶段，只有务实创新才能逐步升级，更好地发展。
创新企业不惧下行压力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佛山市，拥有超过10万家工业企业。在省人大代表、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看来，佛山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能安然度过当下经济危机的，往往拥有两大法宝，一个是注重研发创新，另一个则是注重技术改造。刘悦伦表示，在新常态下，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实际上就是推出新技术和产品，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佛山传统家具企业维尚家具，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年销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产值在去年成功突破20亿元；同样位于佛山南海的坚美铝材，一度被看作“夕阳企业”，去年投入2.5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后，销售额增长了18%；另一家来自佛山的传统企业溢达纺织，每年固定投入2000多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企业发展后劲十足……
刘悦伦表示，在走访调研了多家佛山传统制造业企业后，可以明显看出，只有早几年注重进行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实施创新驱动的企业，现在面对经济危机基本都能安然度过，“所以说，经济下行压力大，是对不注重创新、不注重技改的企业来说才带来了大的压力”。
创新驱动要补人才“短板”
省人大代表、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表示，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是省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工作安排的重要内容。东莞结合自身实际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列；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在推动重点领域改革突破上走在前列；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努力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上走在前列。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徐建华说，突破东莞发展瓶颈制约，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与广州、深圳相比，东莞高校科研院所不多、科研基础条件薄弱、创新型人才缺乏。东莞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产业配套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空间大。
未来东莞将依托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对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的引进，探索引进高端退休“银色人才”。同时，探索实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完善城市生活配套和公共服务供给，努力营造人才进得来、留得下、用得好的最佳环境。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徐建华表示，今年东莞重点探索依法治市、转型升级、基层社会治理和党的建设四个领域的改革新举措。
今年，东莞将大力推动“单一窗口”建设。依托东莞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多种资源，搭建一个涵盖投资、贸易、通关服务及监管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
技改是最好的招商引资
惠州也有不少传统企业。省人大代表、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表示，惠州经济近年来保持快速发展靠的也是转型升级，现在仍然要靠转型升级。
当前，广东正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陈奕威看来，惠州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是工业化中后期，正从制造向创造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惠州正在建设的潼湖生态智慧区，是高端创新要素聚集的重大平台和智慧区，要将其打造成为惠州的创新示范区。”
陈奕威还认为，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是创新驱动最好的方式之一，技术改造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常说‘技改就是最好的招商引资’。今年，惠州将拿出1亿元来引导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同时，惠州还将推出几大举措来推动创新，如进行科技机制体制改革，推动新型创新机构不断出现，引导创新研发机构聚集；搭建创新驱动公共服务平台，聚集和吸引创新人才。”
中山也和惠州有着相似的心得。中山传统产业集中，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怎样破解这些难题？省人大代表、中山市市长陈良贤认为答案也是“技术改造”。“我们的不少企业因此尝到了甜头。今年中山产业扶持资金有8亿元，其中2亿元做科技改造配套资金。未来3年每年至少还会投入2亿元，用以提高产业效率、企业效率和企业竞争力。”
肇庆同样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的问题。省人大代表、肇庆市委书记徐萍华表示，肇庆在新常态下看到了挑战，更看到了新机遇。
数据说明问题：去年肇庆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07个，总投资近50亿元。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比分别为31.1%、27.1%。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9家、省创新型企业3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6家，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产品121项，目前肇庆有128个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分布在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企业中。
要走务实创新升级之路
五金刀剪是阳江传统产业。省人大代表、阳江市市长丘志勇表示，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五金刀剪业也是通过一次次的升级来实现发展的。
“哪个产业都要通过不断升级才能提高竞争力。我们知道自己的工业基础不如珠三角地区，但我们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不锈钢产业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增长点，目前阳江的产能已经有200万吨了。”在丘志勇看来，已进入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阳江，未来也要践行这条务实的升级之路。
“我们要做好基础件产业，努力满足珠中江等地制造业基地的需求。跟随整个制造业的升级而提升。依托于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再利用自己的港口优势，发展铸管、海洋装备、船舶制造等产业，一点点提升自己的产业水平，从而实现升级。”丘志勇认为，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会一点点带动整个区域的升级。
在省人大代表、潮州市市长卢淳杰看来，要想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创新发展，首先还是要依托市场力量，不断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潮州一向秉承实业兴市的传统，十分重视传统企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再引入新的产业增量，以丰富产业基础。”
卢淳杰表示，在此过程中，仍要强调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释放市场活力，“其实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最有方向感的，它们每天都要面临各种竞争，非常清楚市场的方向。只有这些企业的创新力强大了，整个区域才能拥有强大的创新发展的基础”。
如何“嫁接”科技的翅膀？省人大代表、揭阳市市长陈东也颇有心得。他表示，揭阳要立足产业集群优势，扎实推进产业组织化建设、平台建设、智能化建设等，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2015年揭阳将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对接德国“工业4.0”，实现后发地区的先发优势。
样本
企业家代表以切身体会谈“创新驱动”
传统企业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传统的企业”
省人大代表吴艳芬所在的广东美思内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思内衣”），正是近年众多积极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的广东传统企业之一。
“传统企业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企业’。”吴艳芬表示，企业主首先要在意识上认可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巨大空间，要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比如对于内衣行业，她认为，除了在应用层面有所局限外，产品本身仍有许多可以进行技术创新之处。“我们从大健康的角度，对于内衣的材料进行创新，在内衣行业引入智能型的材料。”
不仅如此，以美思内衣为代表的广东企业还积极进行技术改造。比如通过加大对ERP系统的利用，提高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在此基础上，美思内衣还借助“大数据”，使产品从研发到销售整个链条都形成“数据流”，特别是以此来确保产品的生产周期与销售周期几乎同步，强化企业的库存管理，降低库存压力对企业现金流转带来的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副总裁袁利群列席了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佛山代表团分组讨论。她认为，当下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普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以往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已消失、核心技术能力缺失、国际化程度低等。
但袁利群认为，任何挑战的背后都有机遇。如她所在的企业，就大力发展智慧家居、成立中央研究院和智慧家居研究院、提出将投资30亿元建设全球创新中心、全面拓宽电商平台。
袁利群建议，应多鼓励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协作合作，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创新资源高效利用，构建多渠道、多形式、网络化的协同格局。
9.坪山构建转型时期和谐劳动关系新常态
转变劳动管理角色定位，推动劳动管理关口前移，实现劳动管理角色由“灭火队”向“防火员”转型。
在产业升级转型中，面对劳动管理形势日趋复杂、劳资纠纷不断增多、劳动管理部门疲于应对的现状，当前，深圳市坪山新区借助科研机构力量，依托智慧城市“织网工程”平台，引入专业社会组织进行劳资关系“柔性服务”，建立了一套劳资矛盾风险发现、评估与处置的闭合模式，推动劳资矛盾解决模式从传统的“重事后处置、略事前预防”转化为“防患于未然”的“预测、预警、处置”一体化系统。
据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统计，去年全年坪山劳动关系问题来信来访宗数比上年同期下降11.2%，30人以上劳资纠纷信访数同比下降54.7%，50人以上重大集体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同比下降75%，创新做法推进了新区产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
开发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实现从“救火”到“防火”的转变
如何研判一个企业的运行是处于良好还是敏感状态？
通过劳动者、企业、政府三方的调查，用基础数据分析的方式，深圳市坪山新区摸索出了一套评判企业运行状况的指标体系。
两年前，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劳动关系观察点，经过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他们构建了“六三一”模式的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所谓“六三一”，就是分别向员工、企业和政府三方收集数据，按照员工60%、企业30%、政府10%的比重，量化分析生成简易评估报告并给予评级，对区域内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程度进行科学评估，为领导决策和企业管理提供量化依据的做法。
2014年5月起，新区社会建设局在辖区范围内全面推行评价指标体系，日前已完成“织网工程”评价体系信息系统5005份员工问卷、154份企业问卷和154份政府评估问卷调查，生成了覆盖新区五大产业的154份企业劳动关系调查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根据企业的劳动关系评估总分，坪山新区将企业划分为绿色和谐、蓝色安全、黄色敏感、橙色预警、红色危险五种类型，为相关企业致力改善劳动关系发挥了基础性的预警作用。
“以往，劳动部门总是在发生劳动纠纷后去处理矛盾，现在有了这套评价体系，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数据，监测企业是否在合理的区间运行，假如发现了苗头，我们会及时去处理问题。这样一来，劳动部门从救火的角色转变为防火的角色，更利于区域的和谐。”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局长杨勇说。
大数据实现预警、处置一体化操作
信息化筑牢劳资纠纷防控体系
如果说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反映的是企业的运行情况，提供给政府企业劳动关系的评判标准，那么坪山新区在智慧城市“织网工程”建设中“和谐劳动”模块的运用，则是在劳动关系中提高了政府的反应效率和服务能力。
当前，坪山新区是全国智慧城市的试点区域之一，在大数据下，坪山新区开发了一套公共资源信息库系统，并整合了社区巡防员队伍，对社区的事项进行动态的监测和录入。在信息库的“和谐劳动”专门模块下，坪山设立了“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劳资纠纷预警”、“劳动事件处置”三个子目录，以实现预测、预警、处置全流程信息化的一体化操作。
对于一体化操作，坪山新区相关工作人员给笔者进行了演示。用管理者身份登录综合信息平台，辖区企业的地图便显示了出来，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其用工、每月的纳税、用水用电等情况都会收集在信息库中，根据各种数据指标，系统将主动生成企业的评估报告。
按照系统劳动关系的五级分拨响应机制，处于“红色危险”得分的企业信息，将会自动送至“劳资纠纷预警”中并报告给相应的劳动部门。这套劳动关系预测、预警、处置的资源互通共享和全流程一体化的操作，实现了政务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劳资矛盾的“早发现、早处置”，既提高了政府的服务能力，也筑牢了劳资纠纷防控体系。
目前，除基层劳动站窗口处置的劳动事件外，“织网工程”系统的信息采集员录入的32宗劳资纠纷案件，已全部实现网上实时流转并得到点对点的实时有效处理。
专业力量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生成
引入社会组织实现多元共治
纠纷之外，对于那些还没有达到预警程度，但确实存在小问题的企业，政府部门应该有何作为？
在政府业务部门不能介入企业运营的前提下，坪山借助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去帮助企业更健康地发展，实现了多元共治。
2013年，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发动新区辖区企业、社会团体中热心公益的律师、学者以及有关专业人士，依法成立了全市首家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特聘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为顾问，并聘请了10名兼职调解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劳资纠纷调处。
如今，针对劳动争议，坪山劳动部门则采用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调解劳动争议案件。根据统计，仅2014年8—11月，促进会共调解案件33宗，涉及金额4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100%，社会组织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针对“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报告中的“软问题”，如企业文化不够浓厚、法律意识不够强、员工幸福感不高等问题，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组织专家学者、律师、社工等专业力量为企业劳动关系进行“柔性服务”，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
除此之外，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还开展了和谐劳动关系社工服务坊试点项目，引入专业社工服务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工作，社工运用专业理念和手法，深入社区、企业开展文体娱乐、心理辅导、员工关爱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舒缓员工情绪，引导员工理性表达诉求，发挥了“减压阀”的作用。
笔者了解到，2015年，坪山还将设立劳动者网络咨询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网站三个端口服务企业和员工。
根据设想，咨询中心将引入百名律师团队，为劳动者搭建一个专业化、精细化、便民化的在线咨询服务平台。为了让企业更好地了解用工的法律法规，咨询中心还会搭建企业在线学习平台，以加强企业与市场监督局的部门联动，督促新企业在线实时、全面、详尽学习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和法律知识，树立企业预防先行、规范管理的法律意识。
除此之外，咨询中心还将构建劳动法律法规库。拟构建容纳20万条法律法规的知识库，可通过关键词模糊搜索到同类词义的关联法律法规，体现不同于普通检索引擎工具的全新优势，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10.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
—— 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
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12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纪念“八二宪法”颁行，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立。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运筹内政外交国防，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很多时候，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如此艰辛，也如此壮阔。“四个全面”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行走在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明天，直挂云帆济沧海。
11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梦
——二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梦想是最令人心动的旋律，又是最引人奋进的动力。人民的梦想是什么样子？“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梦想，拨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弦。这个梦想，是人民对民族复兴的美好憧憬，是全面小康的群众表达，是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小康蓝图的生动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庄重承诺，展现的是我们党执政的宗旨信念和奋斗情怀。“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成人民生活的幸福图景，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中国梦的交响曲中增添了更优美的旋律，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然而，全面小康怎样建成？难点如何破解？这不仅关系全面小康的实现，更关系中国梦的奠基，是推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甘肃、湖北、湖南、内蒙古、新疆、福建、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区市，念兹在兹的是亿万人民的小康生活，奔波谋划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大计。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实际，精准聚焦全面小康难点，科学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这个“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踏访河北阜平“看真贫”，给独龙族乡亲们回信希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延安座谈“革命老区脱贫致富”，从就任总书记之初到羊年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13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这个“全面”，也体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的全面小康……方方面面，着眼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民主权利如何保障？贫困洼地如何弭平？三农难点如何攻克？文化挑战如何应对？生态瓶颈如何突破？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补齐发展短板的过程，就是提升小康水平线的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在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抓住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瞄准的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发展是当今中国主题。无论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还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必然要求。
小康，这个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然而，要把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藩篱，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的宏图。
新的征程正在展开。小康这个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岁月的执着梦想，已经触手可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将由我们亲手完成。“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我们就一定能“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
12.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新华社北京26日电）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从现在起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算来大约也是30多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改革将如何拓展中国道路，我们又该怎样激发改革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从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去“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考察，宣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擘画改革新蓝图、吹响改革集结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思想。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党的改革方略步入一个全新高度，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
论方向，“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辙”；论目标，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思路，要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说关系，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讲落实，要“正确推进改革、准确推进改革、有序推进改革、协调推进改革”……干净利索的思路，逻辑缜密的阐述，体大思精的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让中国新一轮改革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在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呈现加快推进之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项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正化为新一轮改革声势夺人的大潮。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坚持系统思维，强调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片面理解。比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比如，既要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讲如何分好“蛋糕”，也要讲如何做大“蛋糕”。归根到底，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充分考虑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努力做到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同时，也要立足全局抓大事，善于抓住“牛鼻子”，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上集中发力，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改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展开。今天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就像一筐螃蟹，抓起一个又牵起另一个，必须全面启动；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需要顶层设计。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改革既呼唤坚定果敢的行动、百折不回的信念，也呼唤全面系统的认识论、攻坚克难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有“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有“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韧，有“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的气魄，针对的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直面的是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特殊阶段，回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要求，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执着的改革品格、鲜明的改革气质、奋发的改革精神。今天的改革，不只为了应对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机遇；不只为了短期目标，更是为了图之长远；不只是时代要求，更是历史责任。全面深化改革要塑造的，是一个更有实力引领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审视，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不变逻辑，也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历史实践。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改革是齐头并进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改革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则是实现改革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个全面”中去定位，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去把握，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何新一轮改革要在各个领域统筹推进，为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回望改革历程，话音犹在耳畔。在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中，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我们将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激情和梦想长存、决心和勇气仍在，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新华社北京26日电）
13.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界
—— 四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就是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正因如此,“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为改革划定“法治边界”时,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中,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成为上下贯通的“姊妹篇”,推动我们的事业滚滚向前。
循此回望,一条治国理政的主线,清晰可见。2012年12月,履新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013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国人民郑重宣誓,“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两个场景,一种态度:尊重法律、厉行法治,是必须把握好的施政之要。基于30多年的法治实践,经过两年多的法治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集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绘就全面依法治国新蓝图,为法治中国建设标定新的里程碑。
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昭告“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彰显法治权威；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发挥法治力量；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法治实践；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塑造法治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重大战略布局的一环，标志着依法治国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回答法治统一性的问题；“五大法治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回答法治协调性的问题；“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回答法治系统性的问题。特别是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既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也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正是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当前中国发展的棋局中，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从经济改革大刀阔斧，到党的建设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比喻成一本大书，那么法治就是大纲，纲立文顺、纲举目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成为关键一环；治理能力中，依法治国成为重要内容，法治的引领和规范，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在更大的坐标系中审视，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无论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还是在中国现代化百年征途上，或是世界社会主义几百年演进中，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探索。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高度，将目标设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立足点是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作为治国重器，全面依法治国书写的是法治史的新篇章，开启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需要法治固化，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稳定性、规范性；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一致、辩证统一。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在法治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大棋局，法治才能成为中国前进的坚强保障，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法者，治之端也。”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要走好中国道路、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落实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沿着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我们一定能在“四个全面”相互激荡的伟大进程中，绘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15.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
—— 五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8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凝聚成13亿的中国力量”，当热播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变幻的场景呈现一个古老而又朝气蓬勃的中国，人们在光影交错的时空激荡中深切感受到，“中华号”巨轮行稳致远，需要从容驾驭的领航者；中国现代化列车驰向远方，需要强劲有力的火车头。
这是一组每每读来让人心生感慨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正风肃纪的可观实绩，是党的建设进程中从严从实的初步战果。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将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落脚到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上。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央就制定出台八项规定，发出正风肃纪、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全党全社会为之一振。“开弓没有回头箭”，两年多来，从坚持不懈反“四风”，上紧作风建设发条，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猛击一掌的警醒，到从严管理干部，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党内法规体系，全方位、高标准的管党治党举措，刷新了党风政风，深得党心民心，写下了党的建设新篇章，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在继承优良传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既然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正是基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号召全党及时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焦裕禄纪念馆的深情驻足，民主生活会上的以心换心，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谆谆告诫，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亲力亲为……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力行，全党同志的积极参与，不断诠释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内涵。“全面”是基础，它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它是建章立制和执行落实的有机统一，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守纪律、重申守规矩；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既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又要层层传导压力，全党动手、全党参与。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党的建设要在“严”字上铆足力气、下足功夫。思想上要把好“总开关”，作风建设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制度落实强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反腐败斗争强调“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教育要严、标准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制度要严，“严”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这一党建战略思想，开创了党建新格局，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党建规律、治国理政规律有了新探索、新认识、新创见。
“大盘取厚势，官子有妙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主轴，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文明，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就能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防止在大的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能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政治保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苦难到辉煌，从贫弱走向复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复兴推进到今天这样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坚持不懈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6.文化新常态 得有平常心
南方眼下，新常态已是“时髦”词。但用新常态来定义当下的文化建设，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流行词汇，而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时代新思想和战略应对。文化建设进入新常态，是发展方式重构、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文化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
新常态下，不能单纯从速度和规模看文化建设，而要用综合指标来衡量。整体上看，我国文化建设已迈上了新台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精品生产亮点纷呈，文化市场平稳有序，文化新常态正是文化改革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后才出现的状态。
南方一方面，文化新常态是“富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化建设迎来了春天，文艺创作、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快发展。经过30多年的积累和增长，如今的文化建设，不必再纠结于增长的速度，不必更多计较作品的数量、演出的场次，而是要在提质、升级方面有更多追求。另一方面，文化新常态也是“优态”。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也出现了有数量缺质量、结构不均衡、效益不明显等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新常态下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换言之，新常态下的文化建设，应该方向更加明确，发展更加平稳，质量更加提升，效益更加充分。
南方当然，文化新常态也暗含压力。从全球经济大背景来看，经济增速放缓必定会对文化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当下，我国的文化消费水平并不高，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蹒跚学步”的成长期，文化消费习惯比较脆弱，文化业态建设还没有从“同质繁衍”发展到“结构优化”，一些改制后的文艺院团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文艺精品生产也没有完全实现从“量的泛漫”到“质的提升”，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依然存在。
南方所以，更加自觉主动地引领推动文化新常态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化工作者面对文化新常态，要敢字当头、勇为人先，秉持使命感、责任感，主动在大局下思考，唱响主旋律，发出好声音，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提供文化支撑。
总之，正确看待文化新常态，就要既看到机遇，也看到挑战。面对新变化、新趋势，要保持一颗“平常心”，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遵循群众文化需求，主动去认识、适应、引领、推动文化新常态。
17.不吃肥鱼：百姓“口福”谁来守护
在全国人大分组审议上，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长得又肥又大的鱼，我是不吃的。”因为目前畜牧、水产养殖业使用抗生素处于“都能管、都不管”的局面，被抗生素污染的非水源地水体通过生态循环仍有导致人体细菌耐药性增大的可能。
不吃“又肥又大的鱼”，钟南山是有条件的，一者他是专家，科学素养高，对吃这种鱼的危害，自然一清二楚；二者，他也有经济条件做这样的选择……
但寻常百姓呢？大多情况下，人们既无法辨别哪种鱼是“抗生鱼”，而且可能也无经济条件“挑肥拣瘦”，他们在填饱肚皮的前提下，多是逮啥吃啥，遇啥吃啥。更何况，不吃鱼，也会吃肉。但鸡肉、猪肉中，谁敢保证抗生素不超标？
钟南山院士和我们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但是，谁来呵护公众生命健康、让公众免遭抗生素滥用之痛呢？时至今日，我们除了看媒体轮番的报道之外，就是眼见现实中抗生素的普遍滥用，以及一些职能部门的无休止的扯皮……
有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消费国，年产抗生素21万吨中的将近一半用在了养殖业方面。还有文章指出，目前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且浓度较高。有的水域，曾检出磺胺类药浓度达到1080纳克/升，是相关规定上限的10倍多。也就是说，如果喝这些地方的水，就像是吃药了。
先前在许多国家的畜牧业中，给猪、牛、鸡等动物喂食抗生素确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现在，欧盟和美国对滥用抗生素行为普遍觉醒，比如，英国出台的一个耐药性报告指出，如果全球的耐药性再这样发展下去，到了2050年，每年将有1000万人因耐药性而死亡。所以，欧盟于2006年便全面禁止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
在畜牧、水产养殖使用抗生素方面，我国虽然也有相关规定，如2005年农业部公告的《兽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就将29种抗生素列为禁用兽药……但现实却是，在抗生素的滥用上，有些监管部门依然各说各话，依然处于“都能管、都不管”的局面。
“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警告。说白了，抗生素在养殖业方面的滥用，实质就是一场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对此，谁都不可等闲视之。正如钟南山的忠告：“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处理，就来不及了。”对此，这既需有顶层设计破解“多头管理”的难题，也需要具体而微的检验标准予以规范，更需要像重视监管“瘦肉精”生猪一样，重视对“抗生猪”、“抗生鸡”和“抗生鱼”的市场监管。唯有如此，“不吃肥大的鱼”，才是社会之福。
18.“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步入关键十年
南方当今世界，“中国制造”位居第一已是公认的事实。经过数十年狂飙突进式的工业化洗礼，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如水银泻地般渗透世界各地，既增进了全球消费者的福祉，也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之一。
论数量，“中国制造”已无可匹敌：年工业增加值达22.8万亿元，工业品出口量占全球的1/7，均居世界第一；超过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有几十种产品的出口占全世界出口总量的70%以上。但是论质量，“中国制造”仍难免尴尬：机床占世界产量38%，可数控机床基本得靠进口；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可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得靠进口—质与量的巨大反差背后，是“中国制造”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区域徘徊。
南方今年的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由大到强，就是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爬坡”的转型升级。按照“产业微笑曲线”理论的描述，U型的附加值曲线两头是研发设计、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制造；全球产业链不断变动组合创新，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或企业唯有勇于和善于产业升级转型，向“微笑曲线”两头的产业链高端发展，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拥有比较优势，从而晋身为制造业强国。
南方环顾世界，除极少数面积小、人口少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以金融、旅游为主要产业，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制造业强国。对于大国来说，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脊梁。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制造业向外转移的“产业空心化”后，就先后遭遇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全球“金融海啸”之后，饱受重创的发达国家痛定思痛，纷纷推出重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和计划，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等等。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中，高端制造业正向发达国家回流，跨国公司正加快调整全球布局，以个性化量产为标志的新工业革命，正逐步并最终彻底改变制造业的组织方式。
南方对于“中国制造”来说，这是前所未遇的挑战，也是前所未见的机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认为，中国制造业一度出现“脱实向虚”的危险倾向，资本游离、人才流失、要素转移、效益低下，工业被空心化。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而实现完全工业化还要走更长的路，“中国在谋划工业4.0的同时，要全力打造3.0，甚至不得不补2.0的欠账”。工信部等部门正在制定《中国制造2025》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这项规划提出，制造业是服务业的重要基础，制造业服务化是工业化的战略取向，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防止工业空心化和边缘化。
未来十年，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决定性十年。
19.抓住“关键少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南方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通过的《意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和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省的领导等方面，对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建设法治广东作出全面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指导性文件，必将推动我省法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南方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建设法治广东的冲锋号、集结号已经吹响，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央和省委的决策如何落地？正如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抓住“牛鼻子”，也就是要抓住“关键少数”，提高广东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广东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上率下带动全省人民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建设法治广东贡献力量。
20.领导干部首先要认识到法治的精髓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而不仅仅是治民
南方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腐蚀性、诱惑性，权又由官掌，而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人不是神，也有人性中的劣根性和弱点。所以权力不受制约，官员脱离监督就难以避免“有权就是那么任性”的现象，领导干部中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屡屡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权力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必须给权力套上缰绳，必须对掌权的各级官员加强监督。普通百姓当然也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他们也有违法的可能，但是整体而言，领导干部违法滥权造成的社会危害显然大于普通百姓违法的危害性。所以，法治的精髓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仅仅是治民。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领导干部错误地把法治当作对付老百姓的工具，讲法治对人不对己，对群众讲法治，对自己讲特权，对群众讲原则性，对自己讲灵活性，治民不治官是典型的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倾向，必须坚决摒弃。
21领导干部学法要避免走过场，要有刚性硬约束，力求真学真懂，入脑入心
南方学法不一定就能守法，知行也可能分离，但必须承认，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在分析违法犯罪的多名原领导干部反省材料后发现，81.4%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其实早在2008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都对领导干部学法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为何还有这么多干部不懂法？长期以来全民法治教育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现象较为普遍，学法内容也缺乏科学规划，缺乏刚性考核，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普遍存在，对党员领导干部学法没有硬约束，学法制度变成了“稻草人”和“橡皮泥”，领导干部违法犯罪之后意识到自己不懂法悔之晚矣！
南方要健全领导干部年度学法抽考和检查监督制度，并与干部提拔使用挂钩，测试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职考核、职务晋升的依据之一。考试固然不是目的，但考试的确是促进学习的手段。对党员领导干部实行年度学法抽考，不确定对象，并向社会公布抽考结果。完善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是重中之重，要动真碰硬地搞闭卷考试，把考试的压力转换为学习的动力，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学法的自觉性、紧迫性，形成一种做官先过法律关的浓厚氛围。党员领导干部学法的内容要科学设置，不同层级、不同工作岗位应该有所侧重、有所区别，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总体而言，首要的是学习宪法，其次还要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法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党政领导干部如果学法用法蔚然成风，自然会激发社会其他群体学法用法的热情，最终有利于全民学法、全民守法目标的实现。
22.用好指挥棒，树立风向标，提拔重用法治素养好的干部
南方为政之要在于用人，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意见》提出：“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探索建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三位一体的考核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的法治广东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把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在相同条件下要优先提拔使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治素养是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党组要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好选人用人关，设置领导干部法治素养“门槛”，一个干部如果没有很强的法治意识、不守规矩，本事再大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要探索建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三位一体的考核制度，加强干部管理监督，发现问题严肃处理，不合格的就要从领导干部队伍中剔除出去，决不能让那些目无法纪、无法无天的人一步步升上来。现在的关键是组织部门要拿出细化量化便于操作易见实效的具体办法，让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早日落地，早日见效，让干部群众看到选人用人的新风向。
23.探索立法辩论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
只有制度化的立法辩论才具有强制性、才可以推广。充分发挥立法辩论的积极作用，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实现立法民主性和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
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通过的《意见》第二部分“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中谈到“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时提出：“完善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完善立法公开制度，法规规章草案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反馈采纳情况。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立法本身是利益协调的一个平台，立法过程就是各种利益表达、冲突、妥协、调和的过程。国外议会立法程序中的立法辩论是重要环节，我国还未建立立法辩论制度，只有少数地方进行初步尝试。近年随着社会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立法民主化要求的提升，探索建立有特色的立法辩论制度，不失为拓宽公民参与立法的一条途径。
南方建立公众参与的立法辩论制度。建立人大审议程序的辩论制度需要有一些配套支持，比如人大代表选举、构成、会议规模、会期以及会议文化，将具有激烈对抗性质的辩论引进到立法审议程序，由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在审议法案过程中，围绕一项或者多项议题进行辩论，目前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将立法辩论设计为公众参与的程序就无任何障碍，只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具体立法事项有明显利益冲突的，对法案内容存在较大争议的，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就可以组织不同利益群体代表围绕争议的议题进行辩论，而不受人大常委会委员规模、人大会期的制约。立法辩论的目的就是明辨是非、曲直，组织立法辩论就是为了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辩论记录作为立法材料，供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审议、取舍、权衡，最终实现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
南方立法辩论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公众参与方式。开展立法辩论在广东地方立法中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013年出台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听证规则》第23条规定：在立法听证的“陈述阶段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归纳分歧点，组织听证陈述人和旁听人围绕主要分歧点展开辩论”。该听证规则明确立法辩论作为公众参与立法的性质，但是还仅仅将立法辩论作为立法听证的一个程序环节。立法辩论与立法听证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立法辩论的议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存在明确争议的法案内容，对于大致认可的法律案议题，可以听证，却无辩论的必要；参与辩论的人员具有直接利益代表性；辩论的对抗性，即参与辩论的各利益方对同一议题存在不同的立场和主张，辩论过程中双方不仅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还要批驳对方的观点和理由，进行交叉批驳和抗辩，而非仅仅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严格组织性和程序性，保障辩论的公平、公正，参与辩论人员的数量、发言顺序和时间都有明确的要求，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程序性。立法辩论与立法听证都是为了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具有共同的目的，但是立法听证不能全面涵盖立法辩论的内容，也不能充分反映立法辩论的价值。立法辩论作为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设计，为各种不同意见、愿望和利益的自由而充分表达提供活动空间，促进立法过程成为听取民声、汇集民智和表达民意的过程。立法辩论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公众参与立法方式。
南方立法辩论是具有突出实效性的公众参与方式。立法作为高层次的公共决策，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面临日趋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立法辩论可以为不同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公平博弈提供公开的平台。立法辩论通过利益对抗、中和、选择等方式，更好地协调不同利益，保障不同的声音被听取，防止偏听偏信，达到兼听则明；立法辩论中利益相关方通过观点的表达说服对方，消除分歧，促进各自的反思，在辩论基础上实现各种利益聚合并相互吸收，最终达成立法共识；立法辩论可以使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和分歧得到更加公开、充分的讨论，有利于促使辩论双方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意见，为自己的观点进行科学论证，从而为立法增强科学性和民主性。
南方推行立法辩论要有完善的制度设计。立法辩论制度建立需要对辩论的议题、辩论的组织主持、参与辩论代表的产生与形成、辩论程序、辩论记录及其效力以及辩论保障等进行规范化、固定化。只有制度化的立法辩论才具有强制性、才可以推广。充分发挥立法辩论的积极作用，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实现立法民主性和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
24.建设法治政府重在转变政府职能与简政放权
积极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有力保障。
南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就将职能科学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首要标准。中共广东省委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建设法治广东，发布了相应的《意见》，就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具体要求。可以说，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题中之义与当务之急。
南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有为政府。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要求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使权力与履行职责，打造职能有限、行政有为、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切实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法治政府的实质是政府的职能、权力、程序和责任要法定化，第一要义是指政府要受制于法律，权自法出，依法行政，实现从无限权力政府向有限权力政府转变，防止政府无处不在、无事不管、无所不能，促使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立法来引领和推动，要把法治当成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并把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体现在法治政府建设上。
南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简政放权。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抓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以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大力简政放权作为突破口。为此，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要“精简”。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全面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设立、实施和监督管理，加大对企业投资、生产经营、资质资格、社会事业准入等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和调整力度，切实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禁止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等形式变相实施行政审批。完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动态调整和监管制度，未列入目录的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实施行政审批，从根本上遏制行政审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的现象发生。二是要“放权”。要主动向市场放权，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不包揽；凡是企业能自主经营的，政府不干预。要善于向社会放权，凡是该由社会办理的，政府不插手；凡是能由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领域，政府尽快退出。要加大向基层放权的力度，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三是要“优化”。就是要简化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彻底解决前置性审批问题。四是要“监管”。简政不是“减政”，不能什么都放、推卸责任。应该由政府履行的宏观决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要切实担当起来，并要加强；放权不是“放任”，后续监管要更严、更实，做到审批减下去、监管严上来。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过去从未遇过的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简政放权”，为企业松绑，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要到位。
南方积极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有力保障。积极推行政府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依法编制各级政府的权力及责任清单，并向社会公布，让社会公众真正知道政府有什么样的权力，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以更好地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秉公用权、尽职履责、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权责清单动态调节机制。要用法治给政府权力划定边界，行政机关要严格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不得以权力下放、职能转移为由推卸监管责任。加强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绩效考核和监督检查。积极推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把企业不能做什么，禁止的、限制的项目列出来，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即法无禁止皆可为。广东省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内企业投资项目准入负面清单管理试点省份，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非禁即入，为全国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探索路径。
总之，应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重心，以大力简政放权为抓手，以落实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为着力点，以法治为基本路径，加快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促进政府治理提质增效，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25.广东自贸区开局年：聚焦南沙 广州未来头号工程
南方"‘时间就是金钱’最早是从广东喊出来的，自贸区要做的就是简化审批流程、激发市场活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李克强在广东考察时要求广东自贸区争创审批"特区速度"
南方广州要抓住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广东开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试点这两大机遇，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打造营商环境的高地。要把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的建设作为广州今年改革开放的头号工程，面向全球，先行先试，努力在自贸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南方——胡春华到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广州代表团参加讨论
这里有中国唯一两千年不衰的天然良港广州港，可停靠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这里是闻名全国的"千年商都"、"购物天堂"，是具有大交通枢纽功能的国家中心城市；这里有全国"第一展"广交会、留交会，人、财汇集，世界瞩目……众多光环环绕下，未来广州如何再下一城，成为摆在面前的一大机遇和挑战。
南方2015年，广东、广州迎来了自贸区元年。随着广东自贸区获批，国家新区和自贸区"双区加身"的南沙承载着广州发展的未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广州南沙作为广东自贸区中最大的一个片区，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蓝图中，包含着"服务"周边的发展曲线，肩负着软硬环境双管齐下，面向全球，集聚高端人才和生产要素，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任。
南方擘画未来
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高标准建设南沙自贸片区
今年是广东自贸区开局之年，总面积60平方公里的南沙片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片区，将迎来提速发展的黄金期。
新年伊始，喜讯不断。1月5日，李克强总理来到了刚刚获得批复的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寄厚望于南沙——为改革"探路"。
南沙，作为广州的"未来之城"，如何实现蝶变？一条清晰的思路已经形成。1月30日，广州市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今年要重点做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高标准建设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放大自贸试验区制度与政策创新效应，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加强招商引资，加强对外经贸与交流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改革动力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建高效便捷大通关体系
任学锋书记在市委十届六次全会分组讨论时强调，南沙要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科学谋划，先行先试，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高效便捷的大通关体系，落实金融创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口岸监管"三互"合作、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等政策措施，形成可以在全国推广、复制的经验，向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市商务委介绍，在投资服务便利化方面，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并先行先试了一批政策。广州市一级向南沙下放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权限、外资审批权限；在南沙实行外商投资资本金意愿结汇改革。外资可以在南沙独资设立医院、港澳投资者可以设立商业保理企业，南沙还享受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试点政策。
在海关监管服务创新制度方面，南沙一共推出了19项创新政策，如采取先进区、后报关的制度；保税展示交易制度；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制度；简化通关作业随附单证；统一备案清单；集中汇总纳税制度；保税物流联网监管制度等。此外，在南沙率先试点的"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已复制推广到全市各口岸，无纸化通关也已在全市铺开。
国际标杆
跳出60平方公里谋发展
对接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南沙自贸区未来如何谋发展？17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强调，要把加快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建设作为广州今年改革开放的头号工程，用好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政策，加快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南沙新区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大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表示，南沙的硬件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接下来要做好软件功能。"南沙自贸区要向伦敦、香港取经。伦敦作为全球航运指数标杆，靠的不是货物吞吐量，而是货运服务业，如伦敦的仲裁数占了全球的70%，二手船舶交易占了全球的50%，船舶融资、理赔、保险都做得很好。香港的金融服务业高度发达。南沙未来可以与香港联合起来发展，实现优势互补。"
"南沙自贸试验区应该跳出60平方公里谋发展。"毛艳华说，从目前的政策可以看出，广州市正站在更高的角度考虑自贸区发展问题，自贸区的发展要与周边地区的发展联动，服务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泛珠三角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服务平台，这需要探索创新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接轨的体制机制。
从国际经验来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服务功能。记者获悉，南沙正构建起连接广州市中心、辐射珠三角的立体交通体系：将规划建设8条高快速路、20条轨道交通、2500多公里市政道路。地铁4号线南延段将于2016年竣工。商务机场、南沙港铁路、地铁18号线等项目规划建设正在协调推进中。凤凰一、二、三桥将连接蕉门河城市中心区与明珠湾起步区。
上海经验：发力国际中转集拼和离岸贸易
按照国务院2013年批准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自贸试验区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
"这4个区域本身就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四个中心"是上海的奋斗目标，将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广州南沙自贸区正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上海发力"四个中心"，广州剑指"三中心一体系"，目标颇为接近。广州如何借力自贸试验区启航，或者可从上海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国际中转集拼航运中心必争
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表示，"我们正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创新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探索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资源配置能力。"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历来是世界各大港口的"兵家必争之地"。
所谓国际中转集拼，是指境外货物运至上海港后，与内地运至上海港的出口货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拆箱进行分拣和包装，并根据不同目的港或不同客户，与上海本地货源一起重新装箱后再运送出境。比如一批货物要出口美国，只装了半个集装箱，不做集拼的话，运价要按照一个集装箱计算。因此货主们会选择去国外港口做国际中转集拼来降低成本。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说，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釜山等世界大港，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的占比都超过了50%，但上海港目前的比例还不到10%。国际中转集拼是衡量一个国际枢纽港口的重要指标，广州要冲击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将不可小觑。
离岸贸易贸易中心重头戏
在贸易中心建设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表示，"我们正在着力打造总部经济，建设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发展离岸贸易、文化贸易，并拓展跨境电子商务、全球维修、服务外包等新型贸易和服务贸易功能。"
广东是内地进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但占比近半的依然是加工贸易。"外贸数字很好看，但赚到的只是微笑曲线底部的一点加工费。"赵晓雷说。
"国际贸易中心要做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赵晓雷说。中转贸易是第一步，让全球的集装箱在这里集中分拨，货物全在港口中转，不用进出市区把公路堵满。接下来要做离岸贸易，集装箱甚至不必进港，不同国家的订单在自贸区结算，使这里成为结算中心。"在香港，离岸贸易比例达到70%，而我们才刚刚起步。如果能占比达到50%，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将不言而喻。"赵晓雷说。
南沙优势：主打"港澳牌" 更多地面向国际
与上海相比，广州最大的优势在于毗邻港澳。根据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省商务厅送审稿），自贸试验区的区域功能的第一句就表述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
港澳元素正是广东不同于其他自贸试验区的独特之处。根据管理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将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探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
早在2003年，粤港澳便签署了CEPA协定。此后，每年签署补充协议，合作不断加深。2014年年底，广东与港澳签署了CEPA关于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而服务贸易，正是粤港澳未来合作的重点之一。
关于粤港澳合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说："将来的负面清单会有附件，一些门槛针对港澳会降低——只是针对港澳，其他投资者不享受这个待遇。届时港澳的投资者、经营者在自贸试验区既可以享受到CEPA特别安排的政策，又可以享受到按自贸区设置的指导原则。"
广东自贸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涉及三座城市。三个片区之间分工如何？
李春洪归纳了三大区域的分工："初步研究，前海主要还是对香港；横琴主要是对澳门经济未来多元化发展提供支撑；南沙将来除了面向港澳之外，还要更多地面向国际，要在投资贸易各方面的便利化跟国际接轨。"
面积大，发展空间更宽广，南沙应如何把握自贸试验区的机遇？毛艳华说："在南沙原有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可以继续推动保税出口、国际贸易等功能。在非特殊监管区的领域，可以加快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先进制造业包括港口装备、船舶制造、电子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则是国际物流、国际航运相关的服务业，如商贸服务、专业服务、金融保险，吸引总部经济落户，为离岸服务提供支撑。"
毛艳华说，纵观纽约、伦敦、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全球性的城市，其城市功能都是以服务、枢纽为主。广州作为华南最重要的进出口枢纽地，南沙承担的使命十分重大。
南沙自贸区
广州大未来
1993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开发区；2005年，南沙变身为独立行政区；2012年9月，国务院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国家级新区；2014年12月28日，广东自贸区范围划定，其中广州南沙片区占地面积超过一半。短短20多年，南沙从国家级新区升级为自贸区，又一次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市委书记任学锋指出，"南沙新区在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是广州发展的未来，特别是国家实施建设自贸试验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南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集中叠加期，要站在广州、广东乃至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牢牢抓住机遇，乘势而为，高标准高水平推动开发建设，不辜负中央和省、全市的期望。"南沙位于珠三角几何中心，坐拥世界一流深水港。去年以来，"金融15条"、"海关16条"及质检总局的相关支持政策纷纷落地，给南沙的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诸多有利条件加上自贸区东风，"广州的未来"蓝图尽显，人心振奋。高标准建设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不是构建一个政策洼地，向国家伸手要优惠，而是制度创新、经验输出的高地：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应是产业高地。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各有侧重，南沙片区应该发展哪些产业，必须结合自身优势走特色之路。以发展金融行业为例，南沙应找准航运金融、融资租赁等突破口，用好广州航运交易所等既有条件，同时发挥对广州及珠三角强大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又比如在消费领域，广州既有外贸发达的传统优势，又有跨境电商全国规模第一的新兴优势，不妨将二者结合，在南沙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行业。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应是改革高地。自贸区不是简单盖楼上项目，而是要在机制体制创新中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这就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创新。李克强总理在广州调研时提出要争创"特区速度"。"特区速度"从何而来？只有从改革深度和力度中来。推进商事登记"多证联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还可探索将"负面清单"制度从外资延伸到内资领域。每一项改革都需要政府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勇气，通过南沙先行先试，再向广州全市乃至全国推广。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应是开放高地。自贸区战略为广州向"高水平对外开放"跃升提供了重大机遇。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必须要对接世界上最先进、水平最高的国际贸易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近日，南沙与中大、暨大共建自贸区研究院，可重点研究借鉴世界先进的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或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自贸区商事纠纷仲裁专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企业公开信用记录等国际准则都应是自贸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意。尤其是针对港澳投资者进一步降低进入门槛，展现了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有重点有特色的开放策略。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应是人才高地。要达成产业升级、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等目标，南沙必须打造一支高素质人才梯队。一方面，利用好广州拥有众多高校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培养通晓国际商业规则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亟须完善南沙的交通、居住、生活配套等条件，以宜居宜业的环境优势加大人才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南沙可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创造条件积极引入港澳专门人才。
面积60平方公里的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眼前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自贸区的发展，不是走别人走过的路，而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探索过程中，必须以"闯"的精神和争创一流的劲头，奋发有为推进南沙开发建设各项工作上水平，才能真正托起"广州的未来"，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