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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的不仅是“差旅歪风”

一系列具体的规定，既是行为的约束，也是思想的警醒

财政部近日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正是要管住由漏洞可能导致的腐败。今后，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出差时，花钱可得悠着点了。

此前的差旅费管理办法是2006年制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确有必要修改，甚至有些提高也可以理解。但从这一办法看，“严”字仍是关键词。从严控出差人数、天数到严管差旅费预算，再到严禁任何名义和方式的变相旅游，虽然住宿、伙食费等还没有具体数字，但严字当头，看住的是差旅费的“七寸”，让公众眼前一亮。

近期，一系列规定收紧了党政机关工作的各个环节。培训费被戴上了紧箍咒，节俭治丧领导要带头，非招标采购方式被规范，甚至对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抽烟，都有明确规定。有人会说，管这么细，至于吗？殊不知，“魔鬼就在细节中”，改作风同样是在细节中见成败的。

一张小卡背后可能隐藏着权钱交易，一块月饼可能撬动刚性规定……毛毛细雨湿衣裳，小东西的背后往往滋生形形色色的大问题。从地毯、鲜花，到粽子、月饼，再到贺卡、挂历，去年以来改作风的扎实举措，很多都是从小处开刀。“祸自微而成”，但也有“道自微而生”。一些“微小的巨变”，在切切实实地发生。近日的青海省委全会上，桌上摆放的铅笔全是旧的，省领导用的也是半截子，可说是半截铅笔见作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打破不良作风的坚冰，正该从一点一滴突破。面对厚厚的坚冰，一巴掌拍上去，连个手印都不会留。换个小锤子，瞄准一小点，就会砸出一个小洞。由点到面逐步击破，终会揭开一池春水。改作风从小处入手，措施微观具体，但操作性强，既让党员干部看到真抓实改的决心，又让社会公众感受立竿见影的成效，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积小胜为大胜”。

行百里者半九十。八项规定已经执行一年多，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也马上要开展，但还远远没到松口气的时候。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得累了，喜欢在此歇脚。一松气就泄气，再抬脚爬山，会觉得格外累，可能就放弃了。改作风、反“四风”，的确让一些党员干部感到官不好当、日子不好混。“转段”之时，难免会有一些人产生松一口气的情绪。这不仅可能影响到前期的努力和成果，也会让活动无法持续深入开展下去。这么看来，从差旅费、培训费到因公出国、节俭治丧的一系列规定，可说既是行为的约束，也是思想的警醒，正可打掉那些“闯关”“歇脚”的思想。

作风建设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小抓起，也不能“因小失大”。既要显微镜，也要望远镜，这样才能避免庸俗化和碎片化。出台更加严格的差旅费管理办法，不仅是为了管住一把差旅发票，更重要的是倡导勤俭节约之风，堵住各种漏洞。从根本上说，还是通过整风肃纪，真正触动党员干部的灵魂。内化于心、外现于行，养成习惯，成为自然，以风清气正取信于民。

3.清新岁末是考验也是契机

“清新岁末”指向“限制权力”、“规范权力”这一治理的新思路，这无疑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媒体年终盘点，网络评选热词……时近新岁，“年味”渐浓。不过，也有人总结，相比起来，今年多有不同：少了漫天乱飞的贺卡，没了送土特产的车辆，减了觥筹交错的宴请，概括成一个词——“清新岁末”。

数据可以佐证群众感受：截至10月底，各地已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各类问题共计17380起，处理19896人。17日，中央纪委还发布了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通报。这样的惩戒力度，想必会让很多借着年终拉关系、乱花钱者心存忌惮。一年多来，转变作风发力长力。而从国庆中秋时管住月饼，到元旦春节叫停公款贺年，盯住关键节点管住全程，正是打造改作风制度之笼的重要一环。

中国素有“年关”之说，来源或言因躲避名“年”的猛兽，或言因欠债还钱的期限，虽有比附成分，但也凸显出其时间节点意义。而对于一年来劲吹的改作风之风，年节同样是关键点。作风能不能持续清新下去，把住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这道闸门，至关重要。

近日有媒体报道，某省一个厅长，往年元旦能收到千余张公款贺卡，而“全厅收到加寄出的超过两万张”，既浪费公帑，也耗损精力。从过去经验看，很多隐性腐败往往在年末抬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年节之时，人情的马甲更不容易被脱掉，礼尚往来也变成虎皮大旗，因而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另一方面，年节也是一些财务制度、总结评比的关键节点，钻空子、找漏洞成为少数人一门心思打的算盘。经过长期潜伏，一些腐败和浪费行为容易跨入“深水区”。

年节成了改作风的漏风口，根子上仍是源于治理环节的罅隙。比如，年终发奖金、福利，因为穿上普惠的外套，所以让人放松了警惕。再比如，各部门单位看到今年预算花不完，担心明年预算减少，因而产生“节约无功、浪费有理”的心态，突击花钱。高压态势逢年过节会打个折，“下不为例”变多、“法不责众”频现，本应无缝对接的制度之轨，因为年节而受到顿挫。

从自上而下率先垂范的八项规定，到管住会议费、楼堂馆所和“特供”标识等的通知，再到被称为“反浪费党内法”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搭出框架、焊定卯点、加固铁条……作风建设上的探索，可谓打造制度之笼的样板工程。岁末因其节点意义，正是制度能否管根本、管长远的检验期。更重要的是，年节形成价值导向，也是助推日常生活工作中新风尚、新变革的“高辐射时期”。从这个角度看，能不能有一个“清新岁末”，关系到的是治理的现代化。

一年多来，作风建设作为改革抓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探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风的改进同样可为杠杆。由作风建设入手，管住权力随意越界而来的失控、失范，表面上看，一个“清新岁末”不过是少了吃喝浪费、少了胡乱花钱，但本质上，却指向“限制权力”、“规范权力”这一治理的新思路，这无疑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年终岁末，对于改作风，是个考验也是个契机，正可行之当下、虑之长远。推及更广层面，能不能“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能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积小胜为大胜”，打开治理现代化的全新境界。

4.改作风何以成为变革支点

肇始于八项规定的改作风进程，重塑了新形势下的党建格局，改变着社会风气，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

最近，有两组数据引人注目。中央纪委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各地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共计17380起，处理近2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5人。而远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报告中，中国的清廉评分首次达到“4”这个量级。不同的数字，释放出同样的信息：中国的政治风气正在净化，人们的信心正在提振。

尽管时光不能倒流，但回望能让我们看得更真切。一年前的12月4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20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时的各界反应，固然颇多赞誉，但也不无“一阵风”的忧虑、“抓小事”的异议、“走着瞧”的心态。

今天，当开道车、特权牌纷纷消失，“光盘”取代了“剩宴”，“泡机关”变成了“下基层”，党风政风的新气象，为我们党赢得了更多社会信任，也留下这样的思考：从作风建设的“小细节”入手，何以能带来党风政风民风大气候的改变？这种撬动之力，对一个8500多万人的执政党、13亿人的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宣示，将党的建设、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置于治国理政悠悠万事的中心。正视问题的忧患、从严治党的决心，让接过历史接力棒的执政者们清醒地认识到：警车开道、动辄清场，让干群何其疏远；迎来送往、铺张浪费，使腐败悄然滋长。这一切，使得这样的警思振聋发聩而又切中要害——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作风建设的小切口，打开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工作面。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越是深入治理，就越需对症下药、综合施治。

如果不补足精神钙质，坚定理想信念，改作风何以成为普遍的自觉？如果不建立让好干部“吃香”的选人用人机制，何以树立扶正祛邪的导向？如果没有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血肉联系”何从谈起？如果缺乏“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设计，制约和监督如何体现？如果没有“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铁拳利剑，又怎能释放反腐倡廉的正能量？

一年来，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从反“四风”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健全党内法规到保持反腐治贪高压态势，无不回答着这些源于现实的问题，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等方面，全方位重塑了新形势下的党建格局，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政风正则民风淳，改作风的新风劲吹之下，崇清尚俭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价值观层面悄然发生着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肇始于八项规定的改作风进程，可谓“蝴蝶的翅膀”，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极作用会愈加彰显。

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内在抗体”，总是能够战胜各种“致命病毒”。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党面临的四种风险、四大考验更为纷繁复杂。这种“内在抗体”，实质上就是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为现代中国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如改革发展永无止境，改作风是一次有力的破题，更加精彩的答卷还有待于我们去书写。

5.约束权力，行诉法为权利撑腰

以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为契机，让行政审判依法履行职责，既为改革助力、为市场松绑，更监督权力、翼护权利。这既关乎法治未来，也关乎改革前景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执行法院判决可拘留行政官员……近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中的立法亮点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对这部已施行23年的重要法律的首次大修，产生了极大兴趣。

对法律稍有了解的人知道，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桥梁作用：一边连接着公民权利，一边连接着政府职能。行政诉讼法在23年前艰难开启的这扇法律之门，既是权利之门，也是公信之门。当“官家”也要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时，对全社会的震动非同小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的顾昂然回忆，行政诉讼制度刚建立的时候，某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强烈反对：我们帽子上有国徽，怎么能告？

世易时移，这位负责人的疑问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经过中国改革和法治理念的冲刷，如今已进入历史角落。行政诉讼法在保护公民和市场主体合法权利、界定公权力边界和政府职能方面所起的作用，成效有目共睹。事实上，从1990年这部法律施行之日起，就在当时治理“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维护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修正案草案，不论是对受案范围还是对管辖权的修订，抑或是法院对政府“红头文件”可附带审查的规定，都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权力的约束。通过法律的约束，使政府行为更有公信、政府职能更有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行政诉讼制度，以法律的阳光让“帽子上的国徽”更加闪亮。

从发展历程来看，行政诉讼制度可谓我国市场经济的“同路人”和“看护者”。市场意味着规则之治，让全社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逐步学习法治规则，以规则意识解决纠纷，是草案的内在涵义。通过多个条款的修改完善，切实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可以看做是对规则有效性的强调、对全社会尤其是行政主体法治意识的进一步培育。

有学者以生动的观察记录了行政诉讼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深入人心的过程：早些年，“民告官”的被告席上空无一人；后来，行政机关派工作人员或律师出庭；再后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屡见不鲜。一部行政诉讼法，也是在“权力与权利”的主题词下，在中国改革的宏大时空里，徐徐展开的一幕法庭剧，各个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而行，共同上演一部和谐有序的法治巨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让“民告官”的渠道更加通畅，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其他法律主体的新关系，亟待法律进行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调整？如何用法治手段厘定公权力边界？在行政诉讼领域内，权力与权利、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与互动，何尝不是整个社会走向法治成熟的一个缩影？

也要看到，在行政诉讼领域，人民群众“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不能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行政审判赖以生存的外部法治环境仍有待改善。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诸如征地补偿、房屋拆迁、企业审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不断出现，给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诉讼制度也因此负有了纠正行政之偏、化解改革之痛、抚慰民生之艰、提供公信之源的作用。以此次修改为契机，让行政审判依法履行职责，既为改革助力、为市场松绑，更监督权力、翼护权利。这既关乎法治未来，也关乎改革前景。

6.反的是浪费，关的是权力

将反浪费从一般性党纪政纪提升为党内法规，既有对公与私边界的厘清，也有对权力行使的规范制约，还有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理解

自去年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以来，转作风取得明显成效。如果说当初人们对此抱持的是一种“谨慎乐观”，那么近一年来作风建设的持续发力，已让大家感受到延绵不绝的强大后劲。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是给观望者的又一粒定心丸，它再次表明，转作风不是一阵风、反浪费不会走过场。

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条例》用12章65条打造出反浪费的制度之笼，既是对过去反浪费成果和经验的制度化总结，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的有力呼应。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反浪费属于道德行为；对党政机关而言，反浪费则是政治行为、法律行为。因此，如果将反浪费仅仅理解为遏制吃喝，明显是看轻了、看浅了、看偏了；将反浪费从一般性党纪政纪提升为党内法规，折射出的是党和国家的治理方向，其中既有对公与私边界的厘清，也有对权力行使的规范制约，还有对现代政党和现代国家的深刻理解。

就此来看，《条例》的一大特点，就是理念引领：坚持从严从简、坚持依法依规、坚持总量控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公开透明、坚持深化改革，这“六个坚持”，都指向了两句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公款关进制度的保险箱。围绕“六个坚持”的制度设计，比如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建立健全公务接待集中管理制度、坚持市场化社会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这些举措，本质上回答的都是“如何约束权力”的命题，体现的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但什么样的制度真正管用？如果“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要反思制度是否失之于松、失之于宽。公务接待不得超过“四菜一汤”，一些地方便发明出新招怪招，每个大菜都含四个小菜，硬是让“十六菜一汤”化身为“四菜一汤”。这样的“对策”提示我们，反腐败不能“牛栏关猫”，反浪费同样要警惕“牛栏关猫”。制度细化由是成为《条例》另一鲜明特点。无论是健全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还是建立公务接待清单制度，都非常细致具体。而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连续用几个“凡是”杜绝例外，这种不打马虎眼、不笼统模糊的制度设计，必然大大减少钻空子、打擦边球的机会。

立法是一种决心，执法则是一种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条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党动手、全社会动手。比如提出“十面监督”：民主生活会监督、办公厅（室）督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既表明了动真碰硬的决心，也是防止“破窗效应”的关键。擦亮监督的“眼珠子”，才能盯住政府的“钱袋子”；监督无死角，惩治不留情，才能真正树立“例外即破坏”的观念，建立对浪费“零容忍”的心理，也才能走出“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浪费周期律。

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今天，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反浪费，就是在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工作不仅要有一时之效，更要追求长久之态。党政机关打铁自身硬，就能像毛泽东同志当年指出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

7.从徙木立信到八项规定

徙木立信之后，更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

据报道，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问题上，无论是认识的清醒、重视的程度，还是行动的迅速、工作的扎实，都充分表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基本形成，不但震慑了腐败分子，而且极大地提振了党心、军心、民心。

然而正如中央的判断，“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做好反腐败工作，首先要赢得信任、提振信心。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有徙木立信之举。王安石曾有诗评：“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君能令政必行。”而制定八项规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难得历史机遇期和“三个依然”的反腐局面之时，“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为反腐败攻关，为全面深化改革破局！可以说，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权入笼”的徙木立信。通过八项规定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相信，我们“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动真格，我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要“洗洗澡、治治病”，我们“当前以治标为主”要打好歼灭战，我们有“为治本贏得时间”的战略思维。

而徙木立信之后，更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

因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忏悔，“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句话，说到了现实的根本，讲到了问题的要害。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制度”一词被放在了突出位置。涉及反腐败的第十部分，标题就是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高度来反腐败。战略定位高、谋篇布局远，彰显我们党对反腐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决定》里明确的制度反腐，可简单概括为“三管两让一入笼”，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并明确制度建设的方向，“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样的战略定位，显示出立高站远的战略思维。

新一届党中央从八项规定的徙木立信做起，攻关破局反腐败，全面深化搞改革，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感受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变化。当前，需要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大胆破题，把制度反腐、制度监督、制度建党作为根本性建设来抓，让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更加牢固，让人民群众的反腐信心得以提振，让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的正能量。

8.以过硬作风打好改革之“铁”

良好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改革需要有效的组织力，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让改革者自身硬起来，作风建设是关键

“中国自己拿起了手术刀。”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外媒体如此评价，道出改革决心之大，也说明改革进程之难。

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已有16699人因楼堂馆所违规、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被处理。剜除腐肉、纯洁肌体，作风的改进，无疑让我们更有底气、更为硬气。

时至今日，面对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更能体会，为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从“八项规定”开始，狠抓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代共产党人，肩负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打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块“铁”，需要的是“啃硬骨头”的决心、“涉险滩”的勇气，没有过得硬的作风，没有扛得住的信念，如何能义无反顾、攻坚克难？如何会破除私心、成全公义？

深化改革，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更加艰难。翻开三中全会的《决定》，从进一步简政放权到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改进预算管理体制到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面对这块难打的铁，需要更过硬的领导者，才能打得动、打得好；而“自身硬”起来，作风建设是关键。

全会设定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时间紧，任务重。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勇毅和担当。如果走不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沉疴，用文件落实文件、搞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改革举措如何落地？如果改不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痼疾，安于现状怕吃苦、铺张浪费乱挥霍，又怎能挑起改革的重担？

势大力沉的改革举措，涉及的是利益艰难的调整，针对的是久治难愈的问题。减少行政审批事务，多少单位部门会觉“权去楼空”？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会触动多少地方的“发展冲动”？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又会让多少人有被“动了奶酪”之感？改革的举措越是严细深实，涉及的利益问题就越是具体，“巨细靡遗、涓流汇海”的改革，正是对共产党人作风的考验。

良好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关键在干部作风。从这个角度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到此阶段，要强调“高标准严要求抓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要“真改实改快改，决不能观望拖延、虚晃一枪”。改进作风，本质上就是规范权力的运行。改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维定式和不良习气，是提高行政效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再进一层，作风关乎理想信仰，关乎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回答。这绝不是唱高调，淡忘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自身硬”从何谈起！

无论多么伟大的改革构想，都需要在亿万人民的支持下才能完成。“改革的根本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不要忘了绿皮车上枕着编织袋做城市梦的农民工，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不要忘了8.0级强震后“我们都是汶川人”的口号凝聚起的志愿之力，民族精神是未来发展的不竭之源。改革需要有效的组织力，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没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拓精神、没有“恪尽职守，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贪图享乐与安逸、囿于权力和利益，怎能将亿万人民团结在改革的旗帜下？

“行船趁顺风，打铁趁火红。”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过硬的作风则是改革者的立身之本。当前，作风建设初见成效，改革风帆正待远飏。当此之时，正该以好作风凝聚正能量，打好改革这块“铁”、走好发展这步棋。

9.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政策背景】

2013年6月22日到2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对照“八项规定”，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

2013年6月1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提出要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进行整治。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且提出了总的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具体举措】

一、2013年6月，外交部部长王毅更换红旗轿车。据悉，各部委负责人有望逐步以红旗替换奥迪，此举被视为中央带头落实“八项规定”的又一注脚。

二、2013年5月，中央纪委数字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665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分2290人次。

三、2013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活动，实现自我净化，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四、2013年5月，中共中央纪委派出巡视组，巡视工作的4个重点是：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重要意义】

党员干部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领导干部作风不正、作风不实，不但难以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头人，反而会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必要性分析）

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将会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有效遏制迎来送往、文山会海、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从而，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促进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重要性分析）

【对策建议】

一、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教育，打牢转变作风的思想基础

作风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又是我党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从以往来看，群众路线教育和作风建设不是没有抓过，但曾出现前紧后松、最后不了了之的现象。因此，各级党员干部应带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严格管理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树立爱党爱民、勤政敬业、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二、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问责，推动作风转变

各地应对照中央相关规定，制定出地方性的执行标准，将作风建设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从各地各部门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开始，践行落实，并加强问责。从而，让作风好的干部受到重用，让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三、要健全监督体系，形成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强大合力

加强群众监督是一个有效手段。要想发挥群众监督在作风建设中作用，关键在于拓宽监督途径。群众监督不能只停留在信访举报上，要认真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扑下身子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同时，要发挥网络平台这一新兴的监督途径，尤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应扬其利抑其弊，使网络监督的正能量在作风建设中继续给力。

四、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巩固作风建设成果

要深化财政体制、审批体制、决策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10.心中有群众，反“四风”就有力量

多一点现实观照，多一些群众视角，我们对不良作风的反复性、顽固性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日前，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剑指文山会海、“办事难”、公款吃喝、形象工程等7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标准、严明的纪律，反“四风”攻坚战号角吹响之际，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共鸣。

反“四风”、树新风，也是近期各级领导干部念兹在兹的重大课题。随着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不乏“亮丑揭短”的民主生活会，触及灵魂的对照检查材料，开诚布公的自我剖析，让不少领导干部或多或少地出了些汗，有人深夜扪心自问，写到“几次流泪”。

不过，流汗或流泪，都还不是最终目的。查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领导干部的深切之思、痛切之情，还得落到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来。治理“四风”，既要揽镜自照，也要用好群众这面明镜。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部门暴露的问题不可忽视。有群众办个异地养老保险转移和退休手续，近3个月在市县两地跑了11趟，办事如此折腾人，岂不是官僚主义的典型症状？一些领导干部一边检查“四风”，一边又在制造新的文山会海，如此怪圈何时才能走出来？一些地方的豪华办公楼更是让百姓瞠目结舌，动辄投资数十亿，还有什么“世界之最”的响亮名头，百姓轻易进得了这样的“衙门”？

多一点现实观照，多一些群众视角，我们对不良作风的反复性、顽固性就会有更深的认识。这也反过来说明，“四风”改没改，百姓说了算。要动真格，就要看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否真的解决了，群众反感的不良现象是否遏止了。

心中有群众，反“四风”就有了力量，一则是压力，一则是动力。作风建设既要治标也要治本，顺应群众期待，让人民真正满意，既看专项整治“攻坚战”的成果，也看管理和服务的常态。此前的不少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四风”积弊已久，如果不扎紧制度的笼子，不用机制规范权力的运行，就可能导致不良作风的“隐形”生存、反弹回潮。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指出的，改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权力运行和利益调整，本身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管住乱吃的嘴、乱跑的腿、乱伸的手、乱建的楼，让勤俭务实之风传播开来，从表面看是约束和规范干部个人的行为，从深层看，则意味着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权力规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公务接待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各项制度建设，就能从根本上铲除“四风”滋生的土壤、增强对不良风气的免疫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四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针对“四风”的攻坚战，也是一场改革攻坚战，是对我们改革精神、勇气和智慧的一次检验。而这，比流汗、流泪要艰难得多，也痛苦得多。从严治党，民之所望，政之所兴，我们只有不畏艰难深化这方面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牢记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

过去，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朴实的制度，其主旨就是把人民高高举过头顶，各级干部严格自律，甘当“勤务员”。唯其如此，党和人民才能紧紧抱成一团，激发无穷伟力。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惊叹共产党的队伍“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这样的仁者之师、人民政党，何坚不摧，何功不克？今天，面对改革发展的难题与挑战，共产党人需要新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更加科学而完善的制度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继续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方能取得历史征程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这是90多年不变的党心，也是13亿人殷切的民心。

11.总书记谈群众路线

北京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6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

第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第二，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京佳教育宋仕杰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第三，必须认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第四，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

习近平强调，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必须经常抓、长期抓，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京佳宋仕杰要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

12.制度创新助力“巡视反腐”

“寻虎找蝇”措施的公布，传递出中央反腐务求实效的坚定意志，也标注了党务公开的新刻度，极大增强了中央纪委巡视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理来信来电来访、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资料、民主测评、走访调研……近日，中央纪委在其官方网站详解中央巡视组工作流程图和主要工作方式，引发高度关注。“寻虎找蝇”，既彰显出中央反腐利剑高悬的坚定决心，更呼应了公众对“巡视反腐”成果的新期待。

作为党章规定的一项制度，巡视是加强党建的重要举措，也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有效手段，对完善党内监督的意义不言而喻。长期以来，由于巡视工作本身的特点，巡视组的人员组成、工作方式、巡视内容，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难免给人以距离感、陌生感。正因此，此次公布巡视工作的具体方式与步骤，不仅传递出反腐务求实效的坚定意志，也标注了党务公开的新刻度，必会更有利于发现问题、正风肃纪，极大增强巡视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仔细观察，此次披露的“寻虎找蝇”九种主要工作方式，除了开会、座谈、受理意见等常规动作之外，不乏创新举措。例如，“列席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会”，旨在与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以拓展线索来源、提高巡视效率；而面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时，“可以商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则体现了巡视思路的日益开放、专业指向。这些新机制、新方法，不仅由巡视工作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所催生，也反映出中央在惩防腐败方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的努力。

无论是10个巡视组陆续晒出自己掌握的“问题清单”，还是第二轮巡视整装待发、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中央巡视组的每一次动作，之所以都能引起密切关注，正在于全社会早已形成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氛围，肃贪反腐不留余地也已化为上下共识。暗度陈仓、以公帑入私囊，翻新花样大搞权钱交易，挖空心思进行利益输送……凡此种种，不只损害公共利益、伤及群众感情，更侵蚀党的肌体、动摇执政基础，堪称“全民公敌”。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制度、依靠制度，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着力健全惩防腐败的立体体系，建立起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是治本之策，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滋生蔓延。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巡视组是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其运行的日益规范化、科学化，体现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决心和智慧。常态且长效的“巡视反腐”，必能抓早抓小、形成震慑，避免跑风漏气，不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

13.开门反腐更能赢得民心

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开门反腐”，“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清廉，更能彰显反腐力度和决心，警戒那些想“伸手”的人

继公布中央纪委监察部组织机构、“两节”期间不正之风举报方式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再次公开了受理信访举报的基本流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反腐，无疑是当下中国上上下下的核心议题之一。但作为反腐主力军，纪委监察系统并不常直接出现在公众视野。此番中央纪委一系列“主动出击”、“高调公开”之举，不仅提高了自身的透明化程度，也进一步昭示着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面对这样的情势，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可说是承载着公众对民主政治、对公平正义的认知与期盼。

近年来，诸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等因网络曝光而落马的腐败案例，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网络反腐”一词也由此走进公共视野。网络可以成为反腐的“新资源”、“新窗口”，已成共识。也要看到，民间网络反腐还存在伤及无辜、“躺着中枪”等不可控因素，一些恶意捏造和中伤之举虚耗相关部门精力和公帑，激化着社会情绪。因此，以纪检监察的官方身份介入，不但将使反腐败工作更加有力，也会让泥沙俱下的民间网络反腐更加可靠。这样的“开门反腐”，无疑能打击更多“苍蝇”、“老虎”，警戒那些想“伸手”的人。

社会转型期，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不论腐败的主体、领域还是手段，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利益链条的延展性、贪腐手段的多样性和“智能性”都更加突出，并涉及众多深层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纪检监察部门单打独斗，显然难以打赢这场攻坚战，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开门反腐”，无疑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全新“药方”。

社会公众不仅对腐败问题反映强烈，对于举报腐败案件、参与反腐斗争，同样有着强烈意愿。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统一举报网站开通当天，就迎来了1920万次的点击，一个月内收到网络举报13800件。如果说，这些数字还显得有几分枯燥、抽象，那么，像“表哥”、“房叔”等发端于网络曝光的个案，更让公众有参与其中的亲历感，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和公开透明，也树立了良好的“开门反腐”样板。在这样的民意之下，“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清廉，更能在保证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同时，彰显反腐的力度和决心，赢得民心。

一位曾任地方纪委书记的干部如此感慨，“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这其实并非虚言，从幕后走到前台的纪检机构，作为新利器的开门反腐，既是开放的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也必将在这个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14.目光向下方能扫除“衙门作风”

“反仆为主”的权力伦理错乱，正是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的典型症状，必然导致为己不为民、对上不对下

办个因私护照，跑了大半年、往返数千里；办理营业执照，被相关部门“踢皮球”来回10多次。日前，随着央视曝光，“北漂”青年小周和创业小伙小狄的辛酸经历，引起热议。在反“四风”、改作风的新风劲吹之下，一些窗口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依然故我，更显得触目惊心。

“窗口”既是群众办事的入口，也是工作作风的出口，老百姓正是从盖章办证这样的“小事”来看干部、观风气。一直以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办事难”成了“老大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机关传达室，“从小肚子跑到大肚子也没跑下来”的准生证，“比西天取经还波折”的审批过程，反映了刁难症、折腾病、懒散风等为害之烈。“办证难，难于上青天；办事苦，处处都添堵”，一些群众的说法，表达了不满情绪，更说明“衙门作风”像无形的墙隔开了干群，像锋利的刀伤害着公信力，亟须大力扫除。

“衙门作风”沉疴已久，内在病理比较复杂。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公职人员理想信念“缺钙”、服务意识淡薄、而“官老爷”做派十足。一些人手中有点权便把令来行，鼻孔朝天、颐指气使，全然忘了公仆的身份与职责，不想着怎么搞好服务办好事情，却“反仆为主”，对群众耍威风、设关卡、使绊子，甚至索贿寻租、借权营生。

这种权力伦理的错乱，正是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的典型症状，必然导致为己不为民、对上不对下。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一个单位刚刚还告知群众“号已发完，明天再来”，却因为上级来检查，半分钟内迅速开放了所有服务窗口。“秒转作风”，眼里只有领导，群众抛于脑后。

从另一方面反思，“办事难”也有制度设计、权力运行上的弊端。办一个证要盖几十个章、跑十几个部门，反映了手续繁琐、流程复杂。根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对办证的相关流程和所需全部材料进行公示说明，一些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挤牙膏一般告知，导致信息不对称，让群众一头雾水，跑了冤枉路、受了窝囊气。诸如这些问题，说明从制度上对接群众需求，形成向下负责、为民服务的动力，也很迫切。

“谁给群众找麻烦，我们就让谁有麻烦”，一些单位的“衙门作风”曝光后，相关部门立行立改，处理了有关责任人，这种“零容忍”态度值得肯定。也要看到，“衙门作风”有普遍性和顽固性，各地各部门都应揽镜自照、治病祛邪。增强宗旨意识、弘扬服务精神，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审批程序、严格依法行政，才能去官气、接地气，坚守为民服务的本位，这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向群众交出的合格答卷。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衙门作风”之类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改作风须把目光向下，须从细微处入手。民主生活会上言辞再恳切，如果不能破解群众的“急切”，难免跑偏落空；整改措施千条万条，如果脱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条，难免会走过场。多问群众感受，多解群众难事，多让群众评判，才能在一枝一叶的关切与改变中，汇聚起干群融合的大江大海。

1966年邢台地震，周恩来总理慰问群众时，特意请群众转过身来，背风站立，自己迎着风讲话。姿态的变化中，蕴含着对人民的敬畏、对群众的深情、对权力的自律。今天，无论大事小情，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密切血肉联系、造福人民群众，更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凝聚人心的深厚之基。

15.破解“人情债”，先治“红包腐败”

只有真正管住权力，让其依法依规而行，大力扫除吃拿卡要、求人办事、长官意志等不良现象，才能摁住伸向红包的手

喜帖成了“红色罚单”，随礼的“份子钱”水涨船高，在“讨债、还债、负债”中打转转的人情，让很多人眉头紧锁。种种“人情债”中，有一种尤为触目。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参加领导家婚宴送出的“份子钱”，高于一般同事，有的高出10倍甚至更多。

“份子钱”也分三六九等，给领导的红包格外丰厚，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有人说，同样的数额，表达了不同的“意思”。给领导的大红包，折射出复杂的送礼心态：有的陷入“别人都加码，我也不能少”的攀比，有的拨着“联络感情好办事”的算盘，有的怀着“送多了不见得好，送少了肯定不好”的顾虑……

人情之所以异化为“债”，就在于“情”字退场、“利”字当头。当“钱多感情深”取代了“礼轻情谊重”，红包也就变了味。而流向领导干部的厚礼重金，还绕不开一个“权”字。于送礼者，不乏媚权、畏权、求权之心；于收礼者，则有用权寻租、以权谋私之弊。

据媒体曝光，国庆假期中，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规避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将婚礼宴席转为“地下”。内蒙古一个局级干部办婚宴，因有规定宴席不能超过20桌，于是在当地的烤鸭店、香辣鱼店等3个饭店各摆了8桌。如此挖空心思，群众已经一语道破：不就是为了多收红包吗？

类似这种“红包腐败”已成顽疾。一直以来，一些人打着人情礼仪的幌子，把婚丧嫁娶、添丁增岁当成了受贿敛财的良机，客不厌其多，礼不怕其重，款不愁其巨，把正常的人际交往，搅成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私相授受的丑剧。一位贪官就交代，他受贿的途径是“六大日子”，即母亲去世、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一些领导干部大摆流水席、大收“份子钱”，既给自己的人生埋下了贪污腐化的伏笔，也将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之风向社会传染，为“人情债”推波助澜，使“送礼风”愈演愈烈，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在西柏坡，面对当年我们党“进京赶考”时的“六条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强调，通过反“四风”解决“送礼问题”，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俗话说，只有不快的斧，没有劈不开的柴。曾几何时，公款吃喝送礼之风甚嚣尘上，许多人叹为无解。但近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平时敲打到节庆治理，都坚持从领导干部做起，自上而下改进，不正之风得到有力遏制。可见，领导带头，是作风建设的要害所在。

破解“人情债”，也需先向领导干部求解，先让领导干部“抡斧”，对“红包腐败”宣战。抡起理念信念之斧，斫去私心杂念；抡起制度限权之斧，切断利益渠道；抡起内外监督之斧，让一切送钱收钱的花样难以遁形。只有真正管住权力，让其依法依规而行，大力扫除吃拿卡要、求人办事、长官意志等不良现象，才能摁住伸向红包的手，向社会传递简单做人、简朴做事的正能量。

不少人感叹，还不完的人情，赶不完的饭局。平心而论，人情的困扰，谁没有经历过？人情的负累，谁没有承受过？好风气就像好空气，清除“人情债”、“红包腐败”等社会生活中的雾霾，需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力量。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水滴石穿的韧劲、移风易俗的智慧，让崇清尚俭的政风民风相互激荡，坚冰终会慢慢消融，硬骨头总能一点点啃下，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就会和我们渐行渐近。

16.以制度之剑扫除“会议腐败”

做事者有章可循、监督者有理可依，才能更持久地释放教育实践活动的正能量

日前，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此举以科学明确的制度规范会议消费，对于隐藏在各类会议中的“四风”问题，是一记重拳。

这一办法的管理对象，包括了所有中央和国家机关，从“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会议”到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召开的会议，覆盖范围可谓广泛。而从控制会议天数、人数，到严禁用会议费购置无关固定资产；从要求优先使用网络视频方式，到明确会议费标准，这些“办法”，有禁止、有提倡，有细节考量、更有硬性标准，充分体现出堵住“会议漏洞”的智慧和决心。

长期以来，群众对于会议的不良风气反映强烈。开会去旅游景点、住豪华酒店，讲规格、比排场，报销会议费夹带“私货”……有些会议即便名正言顺，也打着“公事公办”的招牌，行奢侈浪费、公饱私囊之实。“八项规定”公布之后，不少地方对游山玩水的“务虚会”作出严肃处理，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类似情况的普遍存在。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入手，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方法论”之一。问题越突出，越意味着病灶深、病程长、病情重。比如会议腐败，既有财务制度不完备、相关规定被架空的客观原因，也存在“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开会当做福利”的主观误区，且表现千变万化，借会议行贿拉关系、让人埋单“套现”会议预算等等，不一而足。主动划定标准、明确细节，一定会触动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但打掉“四风”、改进作风，一定要有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建章立制的智慧才行。

实际上，很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都纷纷成为靶子。中央纪委在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管理节会奢侈浪费问题……在中央的带动下，各地方也纷纷响应，种种“四风”问题正悄然退烧。然而，“少数人靠自觉，多数人靠制度”，在搞好教育实践活动、抓好“八项规定”落实之时，需要的不仅仅是抓住这个那个问题，更应该找准问题关键，以制度之剑扫除“四风”之弊。唯有这样，才能让做事者有章可循、监督者有理可依，释放出教育实践活动更持久的正能量。

抓细节也好、建制度也好，都需要实事求是，而不是简单“一刀切开”、处处“明令禁止”。比如，新的管理办法确定的会议费标准，相比以往提高了10%。这是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经过认真测算而确定的，本身就是求真务实的体现。如果无视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回到“带着被子开会，打开铺盖就睡”的年代，恐怕只会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看，此次颁布的管理办法也可为其他领域建章立制的借鉴。

在权力运行中，开会是免不了的公共事务，更是光明正大的行政行为。围绕会议滋生的种种“四风”表现，却容易造成其“污名化”。“法立奸胥畏”，当“四风”之弊被严密的制度所遏制涤荡，会议才能更好地回归本质，群众也才能够感受到更为透明、高效、务实的党政新风。

17.开门反腐更能赢得民心

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开门反腐”，“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清廉，更能彰显反腐力度和决心，警戒那些想“伸手”的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面对这样的情势，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可说是承载着公众对民主政治、

对公平正义的认知与期盼。

18.“微笑局长”落马是网络反腐的胜利吗？

尽管遭受质疑之初表现得相当“淡定”，杨达才最终还是沦为了第二个“周久耕”——当年，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落马，起初就是因抽高价烟、戴名牌表而被网友盯上，最终被纪检部门顺藤摸瓜查出受贿事实的。一切与当年周久耕落马时如出一辙，“微笑局长”落马的消息在网上也激起了一片喝彩声，仿佛这是网络反腐的又一次胜利。

“微笑局长”落马，真的是网络反腐的胜利吗？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杨达才之从成为舆论焦点到最终被撤职，每一个环节都有网友参与推动。

然而，如果仔细推敲杨达才落马的前因后果，所谓的网络反腐的“胜利”，更多带有一种“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的侥幸色彩。换句话说，它不是反腐制度化常态化的必然结果，而是网友们歪打正着的一次意外收获。如果杨达才没有微笑，如果那张照片没在微博流传，如果戴名表的照片没被搜罗出来，这个问题官员很可能至今都还安全地“潜伏”在官场。

不难看出，这场网络反腐的“核按钮”之所以被触动，并不是因为网友们掌握了什么确凿翔实的证据，而是因为公众对官员群体的习惯性不信任。以至于杨达才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也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让他的仕途戛然而止。

网友们的亢奋“扒粪”和接力声讨，让一个潜伏在官场的问题官员现出原形，这种“胜利”模式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反倒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狂欢式的网络反腐，很可能给杨达才的其他官场同仁们提供了教训，以后至少会在穿戴打扮等方面更加谨慎，进而在官场伪装得更好——这正是网络反腐的一个致命缺陷。

如果没有网友发现的“反腐线索”，一些问题官员就能毫无忌惮地逍遥官场。网友在杨达才事件中的“胜利”，恰恰反衬了当前制度反腐的缺陷。如何让制度反腐、常规反腐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让更多的“杨达才”现出原形，答案不在于如何拔高网络反腐个案的意义，而在于扎扎实实地加强对于官员的监管。说到监管，认真对待要求公开杨达才工资的大学生刘艳峰这样的“热心公民”，将官员财产公开落到实处，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19.紧握制度反腐的戒尺

制度反腐，不仅要体现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更应反映在制度建设的方向上

随着薄熙来案件的公开审理，刘志军、李春城违法违纪行为的相继查处，近期，一批涉嫌贪腐的高官被严厉查处，百姓称快。和几个月前网络反腐揪出“表哥”杨达才、重庆雷政富等贪腐分子不同的是，这些官员的落马，从发现线索、启动调查到公布消息，纪检监察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李春城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22天被“双规”并向社会公开，到近期中石油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十八大之后，中央正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向人民群众展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制度反腐进入新的阶段。

今日中国，贪腐可谓“全民公敌”，既侵蚀几十年改革发展来之不易的成果，也损耗着党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期，往往也是腐败的高发期。而惩治腐败，归根结底是权力监督问题。正如有人总结，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这段时间，制度反腐正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明显加大了对群众举报、网络反腐的受理，使之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组成部分。雷政富网上被曝光后63小时即被免职并立案调查，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国土资源部等部门主动在国内重点网站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民间力量通过网络加强举报监督，纪检司法迅速跟进，二者有效有力地结合起来，无论是速度、力度和透明度，都超越以往，形成了强有力的“反腐联盟”。

另一方面，明显加大了制度反腐的行动，加大了“打老虎”的力度。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也是关系我们党的肌体健康、回应群众强烈呼声的重要内容。纪检部门近期一连串的亮剑行动，使反腐告别偶然、避免误伤、走向规范，从“网络热”走向制度化，让老百姓从“苍蝇老虎都要打”的行动中，看到了党和政府反腐的坚定决心，更树立了必胜信心。

当然，制度反腐，不仅要体现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更应反映在制度建设的方向上。建立起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应成为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近年来被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一把手”所占比例在40%左右。如何建立一套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如何既设“高压线”，又安“警报器”？分析这些案件，也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立体化的制度防护网，如加快推进个人住房信息联网、不断完善反洗钱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对“裸官”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三公经费”使用的绩效考核、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等等。做到疏密有致、惩防并举，既关得住老虎，又飞不走苍蝇。另一方面，必须从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做起，以民主决策取代“一把手说了算”，以公开透明取代私相授受，实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打铁还需自身硬。预防和惩治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但是，只有加强制度建设，紧握制度反腐的戒尺，让各级领导干部心存敬畏，才可能真正实现干部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

20.“贪官年轻化”催生反腐新课题

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些跌倒在事业起跑线上的年轻干部，普遍沾染了不良作风，最终掉进了腐败陷阱

提起腐败分子，不少人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其出庭受审的“惯有”形象：头发花白，面容沧桑，行动迟缓……而近日，从不少主流媒体报道中，人们发现，腐败分子中的“年轻面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贪官年轻化”现象成为热议话题。

年龄不大、走上关键岗位时间不长，但作风腐化堕落、涉案金额触目惊心，这是近年来曝光的“年轻贪官”的普遍特点。挪用学院项目经费近300万元供个人挥霍，私卖出版社图书牟利数百万元之巨，搞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财物逾1600万元……个别坠入贪腐深渊的年轻干部的所作所为，令人瞠目结舌，也催人反思：一些干部风华正茂，既有高学历，又有较强工作能力，却为何“坏事学得这么快”呢？

照理说，在纪检监察部门反腐利剑高悬、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氛围中，刚获提拔任用、走上重要岗位的年轻干部心态，与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心理”决然不同，应当掂量出得失轻重，珍惜大好机会，为事业和人生开创一个更好的明天。然而，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该院查获“年轻干部”为主体的职务犯罪案件10件10人，几乎均为任现职不久或提拔不满5年；而今年前5个月，广东省纪委所查处的大要案中，不乏“70后”、“80后”的高学历官员，级别也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年纪轻和高学历不是拒腐防变的灵药，“干部年轻化”也不意味着“腐败风险降低”。从“59岁现象”到“35岁现象”，恰恰反映了关口前移的紧迫性，这是必须破解的反腐败斗争新课题。

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些跌倒在事业起跑线上的年轻干部，或爱财如命，或贪图享乐，或生活糜烂，普遍沾染了不良作风，思想一步步变质，行为越来越疯狂，最终掉进了腐败陷阱。正如一位反腐专家指出的，年纪轻轻就“四风”缠身，不知道敬畏法律，不屑于深入群众，蜕变成腐败分子也就指日可待了。这再一次警示我们：作风问题无小事，必须从每一个干部的起跑线上抓起。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强调“预防腐败必须从狠抓党风建设入手”，突出了纠正“四风”、改进作风之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腐败与年龄无涉，却与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紧密相连。例如在河南中牟、四川简阳等地，年仅二十四五岁的大学生村官，严格意义上并非国家工作人员，竟也能利用职务之便，套骗土地补偿款，铸成大错。相对而言，年轻干部承载的期望更重，干事的空间也更大，无疑更应通过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既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年轻干部最好的爱护。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很多罪行深重的腐败分子，自我毁灭的起点常常是思想作风上的小问题、小毛病。青丝要知廉洁早，莫待进牢愁白头。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入开展。对年轻干部而言，更需认认真真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及早扫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方能扎紧预防腐败的防护网，不让事业和人生毁于贪腐。

21.法官形象关涉“法治信仰”

法官不但是正义的守护者，还应让法治的理念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让自己成为追求公正的榜样和公民守法的楷模

4名上海法官涉嫌行为不检的一段视频，近日引爆网络。6日下午，上海公布了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4名涉案法官分别被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职等处分，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相关报道见第八版）

从8月4日，4人被停职接受调查，到处理结果公布，仅用了短短两天时间，相关方面的反应可谓雷厉风行。处理结果显示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也兑现了“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的承诺。

在各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之际，这起“撞到枪口上”的事件虽然事出有因，但如果4名法官平时洁身自好，又怎会违法乱纪，如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官方微博所言：“令法律失去尊严、司法蒙羞、正义受损”？

法谚有云，对司法裁决的尊重，有赖于公众对法官正直和独立的信心。这也是短短几天内，新浪微博对这一事件竟有30多万条相关评论的原因。司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屏障，而法官行使着司法权，其形象不仅关涉个人，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法官违法违纪，比其他人影响更坏。上海有关方面对4名法官及时查处严惩，也正是要以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呵护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是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前提。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官法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规定，都对法官提出了职业规范上的要求。“不准吃请受礼”早已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八个不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辟专章规定“维护司法形象”。然而严令之下，仍有违规犯科甚至知法犯法者，如何以此事为镜，维护司法形象、捍卫法治尊严，值得深思。

法官是正义的守护者。按照现代职业伦理，身为法官意味着私人生活受到更多限制，谨慎出入社交场合，甚至与亲友也要保持适当距离。在很多国家，都有司法行为规约等文件，规范和引导法官工作之外的活动。因而有人说：法官的尊荣，正在其孤独。

当前中国，利益格局、舆论生态纷繁复杂，法官的自我约束尤显重要。近年来，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从王书金案到李某某案，无不显示：社会对典型个案的关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司法本身，也吸引着远超出法律限度的复杂目光。作为法律事实的判断者和利益裁量者，法官无疑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牵扯与压力。这是当代法律人无可逃避的重负，更提醒着司法人员，公堂内外，能不慎乎？

在某种程度上，法律程序应是一个“理想国”。在这里，只论法律是非而不管众议滔滔，只讲法律地位平等而不管当事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在有着“人情”传统的中国社会，“不近人情”的法律程序也可以限制恣意和通融，营造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隔音空间”。作为社会公正的守门人，法官秉持更严苛的道德标准，也是严守法律程序的要求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对法官而言，法治方式不但是一种工作方式，还应当体现为生活方式，让法治理念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让自己成为追求公正的榜样和公民守法的楷模。

22.皮鞋未进水，脑子已进水

【热点事件回顾】

2013年10月14日上午11时6分许，网友“假装是芸陌”发微博“浙江余姚网友爆料：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今日下乡视察水灾，某领导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

官方认证为余姚市三七市镇的微博稍后表态：“今日，我镇纪检、组织部门对微友反映的他人背镇干部进村走访一事进行调查。经查，当事人系我镇机关工作人员，于13日上午去魏家桥村上门走访慰问患重病村民。目前，镇纪委已对当事人作出严肃批评教育，下一步将进行组织处分。”

媒体最新获悉，针对当事人王某在抢险救灾中出现的行为，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免去王某同志三七市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职务，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在全镇党员干部中进行通报，要求引以为戒。

【考点分析之事件背景】

受超强台风“菲特”的影响，余姚突降暴雨，内涝严重，全城70%以上的地区受淹，交通基本瘫痪。很多地区停水停电，余姚民众面临停水断粮的威胁。面对余姚的灾情，全社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抢险救灾。但是就在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之时，余姚市三七镇的某中层领导却穿着高档皮鞋视察灾情，让年近六旬的村书记背到灾民家里。央视主持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毫不客气的评论：“这属于鞋没进水，脑子进水了”。

【考点分析之相关评论】

说是走访慰问群众，实际却是脱离群众；说是下乡视察灾情，实际上只是走走形式。

的确，灾情面前人人有责，作为当地的中层干部，更应负起责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救灾出一份力。但是，穿高档皮鞋去视察灾情，不符合基本生活常识，更有走过场、走形式的嫌疑。看来，这位中层领导干部已经太久没有“深入群众”了。

穿高档皮鞋也就罢了，夸张的是，这么个身体健全的人，还需六旬的村书记背到灾民家中。这不仅不是视察灾情，更是给灾民添乱，给救灾添堵，给人民干部抹黑。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不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罢了，还把自己凌驾于灾情灾民之上，这不是严重脱离群众路线是什么？

【考点分析之官方评论】

人民日报就余姚此次事件发表评论，题目为《联系群众岂怕弄湿皮鞋》。评论文章中写道：“脱离群众久了，就会变得不会联系群众，如果不对形式主义时刻保持警惕，察访民情变身走过场就可能不断演绎新剧情”。

“从革命时期的草鞋到改革年代的皮鞋，生活的道路越走越宽，一些干部的理想信念却日渐模糊。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入开展，唯有牢记为民服务的要旨，立言立行、知行合一，方能切实祛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流弊，不致为百姓所诟病”。

23.别让腐败捆住创新之翼

科研腐败流风所及，不只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在于侵蚀科学精神、消解创新动力

“愤怒”“痛心”“错愕”。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科研经费的“恶性问题”，说出了这样的重话。

部长的愤怒背后，是愈演愈烈的科研腐败问题。新华社梳理了近3年审计部门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从人们的感受看，科技领域的违法违纪案件时有曝光，种种案情令人震惊。这些都说明，为数不少的科研经费花得名不副实，打了水漂，令人痛惜。

“打水漂”的方式各种各样。“贪、吞、套、骗、假”，这是科研经费面对的新“五蠹”。看一看相关审计报告，“扩大用途”“挤占挪用”的不少。毫不相干的出国费、考察费，莫名其妙的买车费、装修费，以至各种名目都能堂而皇之登上财务报表。大大小小的“管子”，插进了科研经费的“大动脉”，造成了严重的跑冒滴漏，来之不易的资金，成了不少人嘴里的“唐僧肉”。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前主任段振豪因贪污罪获刑13年。这位曾经顶着“候选院士”光环的学术明星，伙同他人利用假票据报销百余万元，大肆侵吞科研费用。他的人生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科研腐败的一个缩影。

有人说，科研创新这只“鸟儿”要飞得高，一定不能让它的翅膀系上“黄金”，更不能系上腐败的“黄金”。科研腐败流风所及，不只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在于侵蚀科学精神、消解创新动力。从实验室里坐得冷板凳的教授，蜕变为成天跑场子的“老板”，一些学者思想堕落、沉迷物欲，再也找不到锐意创新的心劲儿。而科研经费在拉关系、走门路、争项目的潜规则中被私吞瓜分，则让不少科研人员感到“学问无用、创新无门”，消磨了创造性。

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去年全年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一方面，我国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的现状令人担忧。这一问题，又集中表现在腐败对科研的负效应上。

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生病的鱼越来越多，是水的问题。面对易发、多发、高发的科研腐败案件，我们不仅要清除蛀虫，更要举一反三，找到病灶。相比一般腐败案件的黑白分明，科研腐败更为复杂、隐秘。现实中，既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监管漏洞，也有工资报酬低、生活压力大、经费管理制度繁琐的多重挤压，令不少科研人员陷入总要“开发票、求的票、找车票”的窘境。

创新驱动关乎国家未来。能否把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让创造活力充分涌流，关乎创新的成败。面对科研腐败的沉疴顽疾，必须标本兼治，深化科技领域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唯有搭建起科学高效的制度平台，创新之翼才能自由舒展，创新空间才会不断拓展。

食品安全问题

1.食品安全，仅有应试“知法”难以“守法”

这是一场奇特的考试：考试内容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考试对象是知名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考试要求两次未通过者调离岗位，质检局严密监考，市委书记赶来巡考……

领导重视、上下联动，规模不小、动作很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考试向食品生产企业管理层普及食品安全法律知识，从人的素质这个源头抓食品安全。知法是守法的前提，至少可以减少那些“不知者无罪”的违法生产行为；丰富的法律知识，也有助于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企业注入道德血液，让企业在自律、自省中自觉维护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这些美好愿景，可谓用心良苦。

好则好矣，只是知法与守法之间并无必然关系，这世上知法犯法者也不在少数。哪一个身陷囹圄的大贪小腐不知道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违法行为，但是法律知识却未能遏制放纵的贪欲。三鹿奶粉、毒馒头、地沟油，又有哪一个不知道向食品投毒的巨大危害和违法性质，但是法律知识并不能阻止投毒的黑手。

孟子在《离娄上》中早就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法律难以自我实现，这是横亘在知法与守法之间的一道鸿沟。而打通知法与守法，则需要在鸿沟之上架起飞跃的桥梁，这就是监督和惩罚机制。如果食品安全生产仍然重审批、轻监督，即使违法也只是不痛不痒挠两下，那么再严厉的法律条文在投毒黑手面前也毫无威慑；相反，如果加强产品监管、加大惩罚力度，那么法律知识就会在瞬间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敢以身试法？

因此，组织考试、普及法律知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仅有“知法”难以“守法”，相关部门还应打出完善监督和惩罚机制的组合拳，实现不留死角、不留模糊地带的全程监督，对违法生产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用高昂的违法成本铸造起食品生产企业不敢触碰的红线。缺少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机制，知法也犯法；建立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机制，不知法也守法。

奥古斯丁说过，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人们固然也相信“良心是最好的法律”，但是食品安全不能寄望于企业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血液，完善监督和惩罚机制才是治本之策。因此，走完了考试这“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2.食品监管应主动前置

只有走出被动应对的尴尬，才能不断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近日，媒体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山东青州等地部分商贩竟用甲醛溶液喷洒白菜，以实现长途运输保鲜。据一些菜贩反映，此法已沿用若干年。
甲醛这样一种有毒化学品，为什么会被商贩用作保鲜剂？
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利益。在有的地方，一大壶2.5升左右的甲醛溶液售价仅7元钱，一车10吨白菜用半壶就够了，且喷过甲醛的白菜根部白净、“卖相”更好。与恒温车、冰块降温等保鲜方式相比，甲醛保鲜以其低廉价格带来的利润空间，难免让一些人心有所动。正是不菲的利益诱惑，令一些人无视商业道德和社会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却让消费者为此埋单。
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深思：甲醛保鲜做法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监管机构为何管不住那只喷洒药水的手？
从事发当地的电线杆上、告示栏里贴着“违规过量使用甲醛将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宣传纸来看，当地管理部门并非对此事毫不知情；从“已经进行安全检查”的申辩看，监管机构也并非毫无作为，只是效果不彰。再往深一步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下列尴尬的事实：目前对大白菜喷洒甲醛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罚的依据并不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也没有明确提出可使用的保鲜剂、添加剂范围和剂量，只是原则性地提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有的地方甚至连甲醛检测项目都没有。
于人有害，于己有利，于法无据，正是在不当利益侵蚀、监管体系空白、检测方法缺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甲醛白菜”才得以悄然混入市场。
“曝光—查处—治理”，类似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复出现提醒我们，必须对这种事后应对式的食品安全治理方式进行重新考量。以“甲醛白菜”为例，媒体曝光后，各地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加强了农副产品甲醛含量的检测工作，全力防止已经喷药保鲜的白菜流入市场。这些措施固然必要而迫切，但从长远看，还须从制度上评估蔬菜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的危害性，对蔬菜保鲜剂的具体种类和合理用量作出明确规定，对蔬菜保鲜技术进行攻关，让安全而廉价的保鲜剂取代甲醛，才能从根本上把“甲醛白菜”变成放心白菜。
目前，从绝大多数地方的检测结果来看，蔬菜样本中并未发现含甲醛，“甲醛白菜”只是个别现象。实事求是地说，每一起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具体的、个案的，未必表明同类食品就不安全，更不能得出所有食品都不安全的结论。但公众的焦虑也提醒有关部门，在食品生产日益专业化、规模化的背景下，一个产品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条生产线上、一个地区所有同类产品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食品安全治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关系百姓健康的食品行业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调整和创新监管方式，积极应对新出现的安全挑战。惟其如此，才能走出被动应对的尴尬，不断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3.谁来保护农村的“碧水蓝天”

农村环境质量是保障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这个底线，我们的健康福祉将成为空谈 6月5日，环境保护部发布《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其中指出，虽然我国环境总体质量保持平稳，但农村环境却令人揪心。这不啻是一个提醒：当全社会的“环境权益”意识越来越浓、一个PM2.5就可以在全国引发一场“城市环境风暴”时，有多少人注意到，农村的生态环境却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曾是人们对农村最深刻的印象，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村正在告别“世外桃源”、远离“鱼米之乡”，成为污水横流、黑烟四散、土壤含毒的污染重灾区。
农村环境何以失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农村环境失守，是农村环境保护长期缺位的结果。由于城市污染相对集中、治理技术工艺成熟，治理效果容易显现。长期以来，国家及地方污染治理项目、资金的倾斜，使城市环境有了较大改观。相较之下，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许多乡村甚至没有基本的垃圾、污水收集设施，更谈不上就地处理，“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现象十分普遍。更让人忧心的是，农村污染防治机制还没有理顺，资金保障、监管力量都还很缺乏，致使污染状况持续恶化。
农村环境失守，也是一些地方忽视农村污染防治、对污染转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目前，农村既有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化肥农药使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还有工业点源污染。随着城市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被城市拒绝的重污染工业，又成了不少农村招商引资的香饽饽。这些重污染工业吞噬、蚕食着青山绿水，造成农村环境质量急速下降。
客观地说，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以奖促治”等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小进步。但由于资金有限，目前多停留在示范阶段，难以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城市居民一样，广大农村群众也有权利获得质优的环境公共产品。这是保障数亿农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从更大的视野看，农村环境并不只是农民的环境权益问题。农村环境质量是保障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这个底线，百姓的健康福祉都将成为空想，而各级政府承诺的“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也难免沦为一句空谈。
遏制农村污染加剧的趋势，固然要加大投入、加大查处力度，搞好末端治理；更要关口前移，防止城市“人人喊打”的重污染工业潜入广袤农村。只有改变当前一些地方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理轻预防的现象，提速农村环境治理，才能有农村的“青山绿水”，也才可能有全国的“天天天蓝”。

4.正视食品安全的“标准焦虑”

如果食品安全标准失去了公信力，食品安全的防线又该从何筑起。近日，速冻食品名牌企业思念、三全、湾仔码头相继“露馅”：抽验食品内含危害健康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在执法部门追责与相关企业推责，在公众质疑与企业回应的博弈中，速冻食品新国标引起关注。根据这个新国标，金黄葡菌群检测由定性转向定量，换言之，就是允许在食品中检出少量金葡菌，而这一标准已经被一些企业援引，甚至成为证明产品合格的挡箭牌。
在食品安全形势依旧严峻的今天，食品安全标准难道越来越低？食品安全如何保证？消费者的利益谁来保护？面对公众对新国标“开倒车”的质疑，卫生部门则表示，新标准比旧标准低系误读，新标准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食品微生物采样检测要求。
标准到底是否科学合理，相信通过理性认真的讨论，会有最终答案。然而，每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公众往往把目光聚焦在“食品安全标准”的现象，则令人深思：本该中立客观的安全标准，为何屡屡引发公众的批评质疑？如果食品安全标准都失去了公信力，食品安全的防线又该从何筑起？
任何标准，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应该与时俱进，同时代要求相契合，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我国食品管理标准更新滞后，部分标准长期止步不前，二三十年不变。事实上，近年来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当然，这些年来，食品安全的标准也并非完全“岿然不动”。许多标准也在重新论证修订中。然而，恰恰这些新标准的制定，每每为公众质疑。道理很简单：由于标准制定参与者需要相当的专业能力，这一限制成了有关部门、企业、专家的“关门习惯”。这样的标准制定流程，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给公众留下了“存在猫腻”的猜想空间。
这些年来，每当公众质疑食品安全标准过低了，总有一种声音呼吁，标准制定讲究国情适用。这种观点严格来说并无错，不过有时却显得文不对题。其实，谁都明白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也会尊重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公众无法接受的是，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许多食品安全标准早已与“国情”无关，发展的中国早应该摒弃这些落后的食品安全标准，可现实中这些落伍的标准却“桃花依旧笑春风”。
因此，面对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重振食品安全标准的公信力，有关部门不能仅仅以简单回应了事，更应该思考食品安全标准是否早已落后于时代发展？标准制定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制定权是否被“少数人”、“少数企业”绑架？
只有类似问题得到了回答，食品安全标准才不至于成为公众的焦虑，也才能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牢固“防火墙”。

5.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

在企业生产线与民众生活线高度重合的今天，要牢记“安全重于泰山”，坚持“防患于未然”，中央企业更要带好头做表率，杜绝事故发生。守护安全，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线“11·22”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线爆燃事故引起各界高度重视。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即批示，要组织力量排除险情，千方百计搜救失踪、受伤人员。24日下午，他又亲临青岛，听取国务院和山东省、中石化等有关汇报，看望慰问爆燃事故中的伤员和部分遇难者亲属，并对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随着中央工作组迅速就位，抢险救灾工作积极推进，事发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救人是第一位的，不过人们也关心，如何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认真汲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彻底排除隐患，坚决杜绝此类事故。

消防队员全力扑救，现场市民踊跃献血，事故信息及时披露……爆燃发生后，从中央到当地政府、企业社会，采取了紧急救援和处置措施。然而这一切，已无法挽回逝去的数十条鲜活生命，难以平复重大责任事故给死伤者亲人和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不能弥补事前事中一系列失当行为造成的严重损失。

事故原因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目前舆论质疑最集中的，是所谓“7小时疑问”。据报道，22日凌晨2时40分输油管线破裂，造成原油泄漏并随雨水涵道入海。雨水涵道和输油管线抢修作业现场相继发生爆燃，已是10时30分左右。在这7个多小时内，除了关闭输油管线、抢修有关线路，企业有没有按规定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有没有启动疏散或者提醒沿线居民的程序？相关责任方有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海事部门可能导致的污染危险？涉事企业的危机管理方案对风险的评估是否与发展相符……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相关责任方据实回答、认真反思、引以为戒。

地下石油管线与地上高楼大厦近在咫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副产品。当年铺设输油管线的“荒郊野外”，如今已变成繁华市区。随着市政管网越建越密、废水明渠被加盖上水泥路面，随着居民密度一天天增加、化工厂在临近地带拔地而起，输油管线所承受的安全压力也与日俱增。

可惜的是，这些安全隐患，无论在相关地方和部门，还是在附近居民那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媒体报道称，尽管中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前几年启动了改线工程，对输油管线进行改线，然而工程未告完结，特大事故就骤然而来。这样的悲剧，既是对输油管线整治工作的催促，也是对城市中心安全生产工作的警示。

这是踏上现代化之路的中国不能不正视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人口会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高密度集中；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民舒适便利的生活需要，城市不得不维持复杂的支持系统。两种要求在同一块狭窄的空间中纠缠生长，现代社会对安全生产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

纾解这种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安全生产和危机处置工作放到事故之前。人命关天，安全管理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和企业治理水平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实现高标准的安全生产，既要靠企业自身，也需要企业与政府部门通力合作，与城市居民坦诚相对，公开各种危险指数和防范提示，把安全工作置于透明的玻璃瓶子中，把危险扼杀于萌芽之中。

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如何不让灾难卷土重来？如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相关企业一定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示的，深刻吸取教训，严把安全生产关，强化主体责任；而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也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企业生产线与民众生活线高度重合的今天，要牢记“安全重于泰山”，坚持“防患于未然”，中央企业更要带好头做表率，杜绝事故发生。守护安全，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线。

社会管理问题

1.唤起我们心中的“正能量”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人们呼唤正能量的到来，却容易忽视，正能量其实一直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驻扎

这些天，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引起上上下下的普遍关注。洪水肆虐之中，这样的画面总是给人以力量：战士堵完管涌累了就在堤坝上和衣而眠、市民为抢险共同奋战、的哥免费搭载风雨中等待的路人……不只是危难中传递的真情，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件“凡人好事”，都让人思考：“正能量”到底来自哪里？

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有些人往往又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当一名士兵跃入洪水，要用肉身堵住堤坝的漏洞时，他没有一丝害怕吗？当饭馆老板拿出最后的存粮，和难兄难弟共同缓解可能还将持续下去的饥饿时，他没有一丝犹豫吗？恐怕难免会有的。只是，在那一念起一念灭的瞬间，人性中的善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相比于危急关头的“喷发”，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也是一种考验。平凡生活中，围着柴米油盐锱铢必较、围着鸡毛蒜皮唇枪舌剑，人们的崇高感、担当感容易迷失在一种庸庸碌碌的“自由”里。利益的算计多了，物质的空间膨胀了，正能量就开始蛰伏起来。为什么？因为欲望悄无声息地遮蔽了善念，物质一点一滴蚕食着心灵地盘，让一些人不再把善行视为自身的意愿与责任，而看成是对别人的施舍。

古人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人们呼唤正能量的到来，却容易忘记，正能量其实一直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驻扎。就像那位长沙的好司机，因为心中放不下下错站的幼童，和全车乘客一起调头，不让迷途的孩子在无助中哭泣，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正能量就在整个车厢中春风化雨了；就像最近乌鲁木齐的一位老人跌倒后，许多路人争相伸出救援的手，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势，正能量就在那城市的街头绽放了。

快乐、豁达、信任、和睦……正能量的传递，实际上就是在人心与人心之间旅行。

我们都生活在信息社会，信息的传递，越来越具有影响现实的能量。有时候，只需要几个手指头轻轻一动，巨额资金可以自摆乌龙，一个谣言也会在转瞬之间跑遍世界。如何甄别真假、判断是非？如何尊崇道义、贬斥势利？如何扶正祛邪、化解戾气？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须知电子屏幕上的那个转发键，有时候真不啻于一台社会能量的正负对冲机。

变革的时代，变幻的情境，变动的生活，也让越来越多人体验到“陌生人社会”的滋味。我们也许至今尚不知道邻居的姓名，却可能以虚拟身份在互联网世界里一起感慨世间百态、感悟人心冷暖。其实，只需要从“见面礼节性微笑”往前再走一步，我们会发现社会并不是一场假面舞会，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坦诚地交往，“陌生人社会”同样需要古道热肠。一条网络寻人启事的发布、一次微公益行动的召集，无数人热烈的回应，让人感到信息流并非“冰河”，它承载的是爱心的暖流。

因为正能量驻扎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生活中的每一次面对、每一次决断、每一次选择，都是面对心灵之窗的时候。当怯懦、自私、偏狭等占了上风，那扇窗便悄然合上了；当勇敢、正直、无私等直视无碍，那扇窗便让阳光透进来，温暖着你，也照耀着你身边的人、你脚下的那片土地……

2.宋家滩案的法律价值

宋家滩农民诉讼案，蕴含着丰富的正面信息，那就是各方对法律的尊重——农民的依法维权、政府的依法行政、法院的依法判决。尽管这个过程并不完美，但意义非同寻常

这段时间以来，甘肃兰州过去默默无闻的城中村宋家滩知名度大大提高。事情的缘起，是去年兰州市政府根据城市规划和法定程序征用了该村集体所有的板材市场，但因为对政府的征用和补偿存在异议，宋家滩村的1102名农民，竟把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三级政府一股脑告上了法庭。

这种事情，放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已是大不相同，处理问题的观念与方法也就很不一样了。

先来看农民的做法。对村集体用地被市政府征用存在异议，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上访？闹事？还是托人？他们选择了聘请律师，以法律维权，为此不惜付出数十万元的代价。对于他们认为“维权不力”的原村委会主任，村民的做法也不是斥责谩骂，而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罢免。这种做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发生在普普通通的农民身上，格外引人注意，因为它作为一个缩影，典型地反映出时代变化对于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

再来看政府的作为。兰州市与城关区对这块土地的征迁是依法依规按程序进行的，在补偿方面也尽量满足村民的利益关切：新的替换场所比原来的还大，且具有产权；村集体每年300万元及逐年递增的土地租金收益受到影响，由城关区政府兜底补足差额；同时城关区政府还将协调2919万元购买养老保险，解决村民后顾之忧。对于村民依法定程序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做法，政府方面给予了尊重。当然，当地政府的作为并非尽善尽美，特别在信息公开的问题上，存在着瑕疵。在此过程中，相关政府官员最突出的感受是一个“难”字。地方政府深感自己的苦口婆心和仁至义尽不为村民所理解，工作推进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法律的裁断就变得意义重大。尽管如此，政府方面也并未向法院打招呼。

最后来看法院的判决。民告官现在已不是新鲜事，但一下子把省市区三级政府告上法庭，兰州中院还是首次受理。最后，兰州中院依法作出了判决，14件诉讼中，宋家滩村胜诉5件，被判负9件，双方各有胜负。对于这个结果，当事双方基本接受。

由此看来，曾经被一些媒体作为负面事件进行报道的宋家滩农民诉讼案，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正面信息，那就是各方对法律的尊重——农民的依法维权、政府的依法行政、法院的依法判决。尽管这个过程并不完美，但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展现了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更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一个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协调与行政手段依然不失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但最重要的方法是法律。法治精神与法律方式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都必须适应这个时代性的变化。

至于农民土地的合理补偿问题，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变革，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明了方向，后续的改革实践即将展开。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局的出现。

3.破解“扶老人困局”需要三个支点

积善如登，如果能够积极建构起向善的社会支点，在一次次事件中最大程度地释放善的温度，必能以人性取代冷漠，以理性替代焦虑，培育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从“摔倒”的低地上站起来

这几天，关于“老外扶摔倒大妈是否遭讹”的争论，让“见人摔倒扶不扶”的尴尬话题再次呈现。从最初“大妈讹人”，到随后证实“老外无证驾摩确实撞倒大妈且爆粗口”、“当事摄影者向大妈公开致歉”，再到最后“轻微剐蹭索赔1800元算不算讹”，事态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而比事件本身更曲折的，是近年来国人对于“扶老人困局”的漫漫求解之路。

综观一波又一波舆论热潮，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性是多元的，考量是复杂的，很难指望通过某一个案例，毕其功于一役地在全体国民中实现价值重塑。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走出“扶与不扶”的困境，需要建构社会向善的支点，这就是：舆论理性、司法中性、内心人性。

舆论理性，是塑造健康价值取向的肌体组织。任何道德判断、价值取舍，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石之上。当下舆论的一个很大弊病，就是习惯以非黑即白的逻辑标签，简单评判某一事件。凡有倒地被扶，我们总想“证明”点什么，要么是增加“好人遭诬陷”的反面案例，要么是多一个“还是好人多”的正义标志，价值判断动辄走在事实判断的前头。标签化的最大风险，就是它往往企图以一概全。可就在这两天，上海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因意外倒地不起，围观者中有位外国女士蹲下来紧握他的手，陪伴着直到救护车到来；郑州街头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大家在报警后现场守候，等到120赶来……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任何拔高与矮化，都是阻碍正确判断的顽石。最大程度地还原真相就事论事，还原热点中不同个体的行为选择，才能正确安放我们心中的价值预期。

司法中性，是塑造健康价值取向的骨骼支撑。道德建设有时候需要通过外在力量，对过错方进行干预、约束与纠偏。司法体系，最应该充当“保护神”角色。很多舆论认为，正是当年“彭宇案”的沸沸扬扬，成为此后大家在“扶人”问题上道德决堤的滥觞。正确的司法站位，能最大程度避免民众的心理迷失。四川达州三小孩扶起摔倒老太太反被诬陷索赔的消息，在警方发布调查公告、拿出证据为三个小孩证明清白之后，受到舆论普遍赞扬。尽管因老太太有异议还在进一步调查，但在此类纠纷中，充分尊重证据、不预设立场，以公检法的中立站位廓清真相，值得肯定。遵循法治的逻辑，不放过每一个讹诈者，也不冤枉每一个良善者，让恶人现形，给好人撑腰，才能让更多的人在取舍面前不再犹豫。

内心人性，依然是一个健康社会的灵魂与血肉。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转，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来支撑。无论有千般万般的外部理由，如何对待一个摔倒的老人，最终都是每个人源自内心的选择。大家有顾虑不假，但要说冷漠至极、道德滑坡，恐怕也并不客观。那些积极报警守护现场的人，那些互相作证积极救助的人，何尝不是闪烁着朴素的道德之光？良心，终究是最终极的信仰，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宝贵人性总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燃起一团团良善信仰的内心热火，温暖将接力传播。

“扶与不扶”的纠结，相信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然而，积善如登，如果能够积极建构起向善的社会支点，在一次次事件中最大程度地释放善的温度，必能以人性取代冷漠，以理性替代焦虑，培育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从“摔倒”的低地上站起来。

社会保障问题

1.房子真的能养老吗？

最近，以房养老的话题提出之后，在社会引起的反应比较大。中国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等多种形式，现在提出给有房无子女老人多一个以房养老商业保险的选择，没想到把很多人给搞糊涂了，以为社保也不给、政府也不管，老人除抵押房屋就没别的路了。引起广泛讨论。

以房养老，就是一款个性化的小众金融产品，用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的话说：“这是个金融产品，不是社保产品。只需金融部门放开即可，和养老无关。”上海七旬老人杨招娣没有亲生儿女，丈夫死后，她除有低保还有套小居房改房，老人该如何养老？在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的今天，杨招娣老人，只是中国养老困局的一个小碎片，也是国内“以房养老”的首倡者孟晓苏在微博里举的一个“科普”实例——“若租房养老月租1500元加低保够住养老院；若反向抵押每月1.5万元并终生住房，再租出可多得1500元，但房子不能传子女。老人该如何选择呢？”

孟晓苏试图通过这个实例直观阐述“反向抵押”的经济优势和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如果老人有自己的房子，并有开发自有房子的商业价值的意愿，那么，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每月支付养老金，这种“以房养老”模式就值得选择，在孟晓苏看来，这比起靠低保不够花、留着租或者卖又有钱不敢花，收益显然不言而喻。其实，这种养老模式在国外并不鲜见。但在国内，提出已然10年有余，其间零星试点效果寥寥，正当前途未卜之时，国务院一份文件出台才算峰回路转。

近日，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层级最高、涉及部门最多、优惠政策最多的养老文件，当然，争议也可能是最大的，就是因为明确提出“作为金融养老、以房养老的方式之一，我国将试点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在近两年不断传出养老资金缺口较大、延迟退休等忧虑信息的当口，又接收到“以房养老”的信息，让人难免认为这又是在算计百姓的房子。以房养老，就是一款个性化的小众金融产品，用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的话说：“这是个金融产品，不是社保产品。只需金融部门放开即可，和养老无关”。说白了，就是在政府兜底之外，引入金融资本介入养老事务的一款商业保险产品。

老龄化压力，急需多样化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获得了相关部门的支持。但好事多磨，在推动产品入市受阻后，2006年，孟晓苏牵头创办幸福人寿保险，致力于开发“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但直到今天幸福人寿的主要保险业务中，仍然看不到“以房养老”的身影。而与此同时，南京、上海等地也零星启动试点，却也成绩惨淡：南京试水搁浅，上海6年6例……此情此景，固然与试点政策的设置保守有关，特别是，人们对这一新事物本身的道德正当性颇有非议，但孟晓苏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其信心不免让人想到那个著名的寓言：旅人在沙漠中迷了路，正在口渴难耐之时看到了半瓶水，一人哀叹：“只剩半瓶了。”另一人则惊喜道：“啊！还有半瓶！”

2.信息公开升级才能追上群众期待

信息公开不进则退，创新步伐不能停顿。从理念到方式，从机制到渠道，都需要把握时代之变，赋予新的内容

“应对重大突发和社会热点事件不失声不缺位”、“让群众听得懂、信得过”……日前，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信息公开”再次被提上了政府重要工作日程，成为构筑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石。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5年来，从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逐渐揭开神秘面纱，到各地权力清单不断公布，再到政府新闻发言人纷纷涌现，信息公开进程驶入了提质增效的快车道。但当“公开是常态”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之后，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正如《意见》指出的，与公众期望相比，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等问题，易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

这样的反思很有现实针对性。在一些地方，面对社会热点，有的政府部门不作为，听任不实传闻和谣言流布；有的虽有回应，却总是“慢三拍”、“留一手”，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打起官腔官调，习惯空洞说教，缺乏事实和细节，难以说服人。如果政府回应没有内容、缺乏实效，成为一种敷衍甚至“挡箭牌”，非但不能解疑释惑，而且会引发更多的情绪与质疑，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二次伤害。

应当看到，随着群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高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信息公开、政府回应的需求也在“升级”，不只希望政府部门要发声，还要快发声；不只是公开，还要详细公开；不只“表示一下”，还希望知道跟进事件发展的各个节点……诚然，并不是所有问题和细节都适合快公开、全部公开，比如调查尚未结束的事故，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但同样应当看到，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的提质增效上，仍有很大改进创新空间。

回顾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从“公开是例外”到“公开是常态”的观念转变，以及各地各部门不断推出的破冰之举，改革创新始终是其中汹涌澎湃的最强动力。面对有不同意见的公民，用事实说服，远胜于严词禁令；用诚意感动，远胜于权力威压。站在新的起点上，信息公开不进则退，创新步伐不能停顿。从理念到方式，从机制到渠道，都需要把握时代之变，赋予新的内容。

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公开与回应”成为群众工作的重要课题。从思想上摈弃“施舍”念头、增强责任意识，才能自觉公开。从行动上走出“想怎么公开就怎么公开”的随意性，严格依法依规公开，才能有序公开。从制度上告别“一发了之”的初级状态，建立起包括主动发布、专家解读、舆情收集与回应、沟通协调在内的完善机制，才能有效公开。从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来看，通过报纸和网络征集群众意见、公布整改措施、加强社会监督，为反“四风”、密切干群关系提供了有力抓手与渠道，展现了信息化时代群众工作的新探索。

对执政为民的各级干部来说，信息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和数据，而是实现良性互动的桥梁。随着时代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在创新中会展现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应是其不变的内核。把握了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我们才能与时俱进，让信息公开的时代潮流激荡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3.纾解基层公务员的难与烦

从组织部门来说，多提供宽广的发挥空间，是纾解基层公务员难和烦的最好途径；对于基层公务员自己，“生活上要知足，学习上要不知足，工作上要知不足”

一个社区挂了27块牌！除社区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外，还有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残疾人协会、绿色网吧……

近日流传甚广的这张照片，正是社区工作的写照。林林总总的标牌，折射其职能繁多、任务繁重，也反映社区工作者“工作有交叉，分工不分家”的超负荷劳作。以这张照片中的广西南宁明秀北社区为例，11个工作人员服务6000多位居民，其中还有400多流动人口，压力可想而知。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央政令能不能落地，往往取决于基层公务员能否理顺“千条线”、顺利穿过“一根针”，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因为身处行政层级的“末端”、为民服务的“前线”，这些公务员们有着普遍的“难”和“烦”。

曾有一位镇长这样自我吐槽：“说我们是一方诸侯，恐怕是‘猪猴’吧。乡镇长是‘猪’，特别能吃窝囊；乡镇书记是‘猴’，县里一敲锣我们就得上场。”话糙理不糙，基层公务员“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对上，他们要承担硬任务，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招商引资，到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一件都不能也不敢掉以轻心；对下，面对群众，工作同样不好做，既要约之以法，更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于是，“难”成了普遍的工作状态。

因为难，所以烦。一面是工作的压力，一面是冷嘲热讽；一面是飞涨的物价，一面是不高的工资；一面是攀援的渴望，一面是逼仄的升职空间……此外，还有基层公务员喟叹，自己有时是上级机关的挡箭牌、群众发泄不满的出气筒，有时是突发事件的灭火器、危机公关的牺牲品。尤其是那些刚入此行的年轻人，飞扬的青春要面对琐碎的现实，机械的重复工作难免带来内心的徘徊，“烦”有时成为他们的一种心态，也就并不奇怪了。

正因为这样的难和烦，少数基层公务员陷入价值迷思，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而个案又让一个群体在舆论场中被脸谱化，甚至被污名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给基层公务员以理解而不是误解；以尊重而不是漠视。调动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他们才有动力为群众服好务；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才更有激情贡献才智。多倾听他们的心声，多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多为他们提供宽广的发挥空间，这是纾解基层公务员难和烦的最好途径。

近日，一名六旬老者在网上对基层公务员的劝诫，同样发人深省：如果“俯下身来”比比下岗职工，比比农民工，“你们就是幸运儿啦”！“公务员们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社会。首先要做改革的带头兵，积极呼吁并推进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生活上要知足，学习上要不知足，工作上要知不足’”。即便现实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仍需摆正心态、胸怀梦想。基层公务员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更能感受到工作的分量、责任的力量；在为民做实事的过程中，面对民心的凝视、民声的激赏，自有艰难之外的欢愉与尊严。

4.把保障房建成时代德政工程

保障房建设，释放的是政府对民生的殷殷关怀之情，抵押的是政府信用，政府守“德”，保障房才能成为德政

10月29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这是11年以来，政治局集体学习首次专题聚焦住房领域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首先要强化对住房保障的认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户），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是“十二五”规划明确的量化目标，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作为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并有政府信誉担保的重大民生工程，“言必信，行必果”是必须恪守的施政底线。行百里者半九十，在保障房建设行至中局之时，各级政府还须加力，多算算民生大账，少算一点地方财政小账，保证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和工程进度。民生大账，就是要看到我国多层次住房体系中，对中低收入群体、异地工作群体的住房供应还远远不够，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建设保障性住房，贯彻的是“民本为大”的理念，锻造的是服务型政府的底色，容不得动摇。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还需要让保障房真正有“德”。当前，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并未完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许多低收入人群仍望房兴叹，而保障性住房存在的套利空间则被资源易得者占据，造成财政和民生的双重流失。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回报率低的公共租赁住房缺乏兴趣，有的已建保障性住房因为配套缺失而空心化，更有甚者违规挪用建设资金。保障房建设，释放的是政府对民生的殷殷关怀之情，抵押的是政府信用，政府守“德”，保障房才能成为德政。因此，既保证保障房建设的平稳进行，又革除已暴露之弊，在增量层面，就应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把公共财政用对用足；在存量层面，应着重分配制度的公平设计，让保障房远离寻租平台，也不成为福利陷阱。如此，保障房才能成为德政工程，对满足人民居住权，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居住权补好位、兜好底。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调控思路就要更具有及时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保障房建设属于多层次住房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建设分配与商品房市场的变化具有互动性。因此，在强化政府对保障房建设主导作用的同时，不能忘却市场的配置作用。这也意味着，在调控方向上，应当建立长效机制，坚持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不动摇。同时，在捍卫保障房商品功能的同时，客观看待楼市具有的金融功能，寻求更加平衡和长远的调控之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坚持民生导向，创新调控思维，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的必由之路。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住有所居”的中国梦才有望实现，房地产业才可能从既拉动上下游产业又遏制其他消费的怪圈中摆脱出来，充分发挥出对于发展的正向作用。

5.养老改革当有“共同方向”

要打破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惯性思维，找寻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从试点方案公布算起，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经走过5年半。但媒体最近的回访，却发现这一改革进展缓慢。先期试点的5省市，有的还在“思考当中”、有的正在“摸清情况”、有的干脆“纹丝不动”。即便是领风气之先的省份，也因动作过小而被戏称为“半吊子改革”。（相关报道见昨日第四版）

并轨的大方向明确，试点推进却如此艰难，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从比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到比照企业职工，被视为“向下并轨”的改革，必然会使利益格局发生一些变化。更何况，一些事业单位能吸引人才，本身就是以较高保障待遇作为较低工资的补偿，推动改革打破了这种预期，阻力更大。

设计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了让人“老有所依”，而不是彰显身份的差别，双轨走向并轨，可说是制度伦理所在。也要看到，事业单位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运行多年，其本身必然带有巨大的惯性。计划经济时期，养老走的是单位包办的“单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养老改革也相应划出“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路线图，双轨制正是这一路线图实施过程中的产物。要推动改革，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双轨制，价格闯关之前存在价格双轨制，汇率改革之前实行汇率双轨制……突破一个个双轨制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更何况，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正在不断深入，如果从保障到收入的改革不能配套，这一继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完善改革总体布局的重大举措，也将难以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养老金双轨制，是改革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破解改革难题固然需要道德勇气，但更重要的是运用改革的智慧，打破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惯性思维，找寻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近日表示，“所谓的并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改革和推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应该是整个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降低那些严重冲击社会底线的畸高保障，也提高那些有失公平的低水平保障。从2005年起连续9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对差别较大的企业退休高级职称科技人员给予倾斜，都体现了这样的政策思路。

先试点再铺开，是中国改革的“经典路径”。只是，不少人难免会犯嘀咕：凭什么事业单位改，公务员却不改？为何有的事业单位改前改后差别不大，有的却出现大幅滑坡？这些质疑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养老制度改革呼唤足够完备的顶层设计，改革过程必须做到协调统一。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论及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大关系时，所着重强调的。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问题，正抓紧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在适当的时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破解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难题，既需正视历史沿革带来的现实逻辑，也要加强提高改革协调性的顶层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突破这一改革中复杂的利益博弈，最终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改革大业向纵深迈进。

6.以房养老还需持续闯关

养老体系中，支付能力和服务能力缺一不可，解决不好支付只能是“橱窗外的乞丐”，提供不了服务则会是“沙漠中的富翁”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将“以房养老”作为完善养老服务业投融资政策的一项举措。这一略显生疏的名词，迅速成为社会讨论热点。

实际上，“以房养老”是简单化的概括，其全称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老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金融机构，定期获取养老金或接受老年公寓服务，最后房屋产权归金融机构。这一“逆按揭”式的养老保险方式，发源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是增加养老资金来源的金融创新产品。

传统文化中，养老被归入“孝”的范畴，有“郭巨埋子”、“王祥卧冰”两个孝德典范。前者因家贫，为养父母而欲坑杀儿子；后者因母病，为侍亲而卧冰捕鱼。虽然这种略显畸形的养老观已不合时宜，但从中仍可看出完善养老体系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支付能力不足时如何保证养老；二是怎样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解决不好支付只能是“橱窗外的乞丐”，提供不了服务则会是“沙漠中的富翁”，对于完善的养老体系来说，支付能力和服务能力缺一不可。

当前，我们无论是支付能力还是服务能力，都还在“骑牛追马”。虽已建立起基本体系，但各类养老保险的宽度和厚度仍需加强。比如，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转问题仍没有解决，大量养老保险资金安卧银行账户、跑不赢通胀的步伐。而“就近养老需排队十多年”、“老人护工缺口超百万”等新闻，更折射出服务能力的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以房养老或可双赢。一方面，房子这一“沉睡的资本”被激活，是解决支付能力问题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市场化、社会化养老，资本尚在犹疑观望。毕竟，单凭多数老人的退休金，要在养老产业中赢利，还有风险。如果把“以房养老”作为补充养老金，做大养老产业无疑可能获得一个强劲的支点，而养老服务也会因之而有新发展。

不过，好的政策构想还需配以成熟的政策执行环境。此前，北京、上海曾有过以房养老的探索，但效果欠佳。瓶颈的确很多：代理机构信用体系不健全、经营管理能力也有限，公众不愿也不敢抵押房屋；房地产市场走向扑朔迷离，使这一政策缺少建立在“精算”上的基础，让双方心有惴惴。更重要的是，即使能够厘清养老支付的责任边界，在中国文化中，以“卖房典地”的方式来养老，也会遭遇伦理和心理的双重阻力。以房养老要达到预想的政策效果，这些都是要破除的障碍。

不管多难，养老问题都需要一个完美答案。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有约1.94亿，2050年将突破3亿。这意味着4个人中几乎就有一位老人，养老压力可想而知。“以房养老”还是针对城镇老年人口所作的政策设计，而农村空巢老人、低收入老人等群体的养老安排，在以房养老之类的单点突破之外，更离不开系统工程建设，发挥协同效应。

“老者衣帛食肉”是孟子眼中“王”的标准，“老有所养”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我们已建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未来，还需持续闯关，才能离“中国梦”近些、更近些。

7.“回应型司法”更能粘合民心

司法资源是公共资源，司法个案产生的指引性与每一个公民都息息相关

26日，持续引发舆论热潮的“李某某等涉嫌强奸案”宣判，北京法院系统门户网站、官方微博@京法网事等现场直播。之后，办案法官、陪审员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相关报道见第九版）

这样的开放姿态，在最近的司法实践中屡有所见。24日的丁书苗案、龚爱爱案裁判过程，获得了实时、公开的报道。此前，南京“饿死女童案”、北京大兴摔童案，都以微博直播庭审。司法审判从相对封闭的体制，走向开放、回应的民主商谈模式，可谓趋势渐朗。

司法活动自有其实体判断上的专业性和程序开展上的封闭性。然而，这并不能推演和正当化为一种绝对的“司法自治”。尤其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充分公开与积极回应有助于赢得司法权威。这样的“回应型司法模式”，应是多元社会聚合价值共识、化解社会争议、体现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

回应型司法，基本要求是充分公开与透明，进一步的要求则是充分互动、明法析理。以“李某某等强奸案”为例，既有运用官方微博等技术工具、适时适当地披露合法、真实信息，也有就相关争议、量刑标准、人文关怀等问题作出说明。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舆论场的激浊扬清，维护自身公正形象，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以参与为核心的司法民主价值，展示了司法的理性说理对于社会正义的建构能力。

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其本质更是理由之治。法治与司法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强制与压力基础上的决断，而是一种充分明法析理的能力。正如李某某等案中，运用证据将事实讲清楚、运用法律技术将规范说明白，才能以理服人，成为社会的底线共识。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种治理工具，司法必须建立在自身最低限度的民主运行机制之上，这是防止司法权失去监督的必须。允许公民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公共议论与商谈之中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司法监督。可以说，回应型司法，是法治精神的要求，也是民主社会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还是公民权利的要求。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敏感的案件，公众关注、议论并要求司法的正义处理，都是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必然体现。司法资源是公共资源，司法个案产生的指引性与每一个公民都息息相关，能够引领乃至塑造特定的公共生活规范。因此，公民有权对公共资源的运用予以了解并参与其中，更有权要求人民法院对特定的司法案件予以法理和事实上的充分阐明。

实践说明，司法不是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只有坚持回应型司法的深层次逻辑，才能为判决结果的社会可接受性奠定基础，也才能调和法律理性与社会议论之间的价值判断差异。说到底，回应型司法最终是要在坚持法治精神的基础上，为社会建构出更加理性、开放与平等的公共议论空间，是司法为民、司法公信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们希望，有更多备受关注的司法案件能够有更充分与开放的回应；我们更希望，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司法的回应能力可以成为社会文明与人心的粘合剂。

综合性问题

不应该对国考报而不考者过多指责

2014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于日前举行。全国共有152万人通过此次国考报名资格审查。据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副司长彭忠宝介绍，本次“国考”实际走入考场的考生为111.95万人，40余万人弃考，约占报考人数的三成。事实上，从近三年的走势来看，弃考者一年比一年多。

弃考者多，是不是就意味着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在下降呢？其实恰恰相反，报名人数逐年稳步攀升，就已经表明，人们对于公务员的向往有增无减。至于那么多人弃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但总体上，应该是觉得自己没希望考上才弃考，而不是说公务员岗位失去吸引力而弃考。这也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务员岗位的魅力。其实很多弃考者在报名之前，多多少少就已感觉希望不大，明知希望不大还要报名打酱油，就如同明知追求高贵冷艳的校花无望到手，但也不妨碍写封情书了却一下心愿，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而其他一些行业就没有这么有魅力，在日前举办的珠三角九城市2014届高校毕业生联合招聘大会东莞会场中，东莞本地制造业企业门可罗雀，有企业开出3000元以上的月薪，但一上午才收到四五份简历。看来应聘者连打酱油都懒得去了。

资本总是向利润率高的领域流动，其实人力资源也是如此，也总是向资源集中的领域流动。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的各个部门中，政府部门是掌握了最多资源的，而这些资源，总是或多或少地转化成为部分公务员个人的资源。这也是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所在，这也正是很多人明知考不上，也要报名打酱油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应该对报考公务员者，以及报而不考者过多指责，给自己规划一个好的前程，这也是人之常情。问题在于，资源过多地集中于政府部门，集中于公务员群体手中，不是社会自然形成的，而是特殊的历史造成的。这种状况，对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本届政府一直在强调，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审批，其实就是把政府掌握的过多的资源释放给市场，释放给社会。这些资源，流动到社会，经过市场的合理配置，会产生更大的效率，实现更大的公平。人力资源也会更加均匀、合理地配置到各个领域，合适的人会继续报考公务员，同时，合适的人也会投身于制造业及新经济。

乡村不应成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在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突出的乡村，迫切需要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故园之思。故乡在哪里？中国人的故乡大多在乡村，那里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温存旖旎，也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壮阔清奇，更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逸踏实……“君言不得意，退守南山陲”、“礼失求诸野”——国人的安全感往往来自故乡的可靠后盾，那曾经是我们天堂般的精神家园。
然而，“天堂”如今正失去往昔的宁静。诸多触目惊心的连环大案，都发生在曾经如田园诗般的乡野。
云南省晋宁县晋城镇多人莫名失踪，经公安部介入，悬案得以告破，原来是一个刑事惯犯趁着乡村路僻人稀，对至少11名男性实施暴力侵害。此前，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乌蒙乡乌蒙村也发生过6人死亡、1人失踪的特大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同样是藉村中只有妇孺、殊少男丁之际趁机作案。近期破案的还有广西全州县犯罪嫌疑人陆某行走乡村，持刀威胁单身农村中老年妇女，抢劫、强奸竟达百余起。稍早，还有安徽临泉县一农民在17年间涉嫌强奸上百人，受害人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被侵犯后往往不敢报案……
随着中国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村民自我防范与官方治安联防能力都在不断削弱，那些心怀歹念的人在唯余妇孺的空虚村庄，如入无人之境，宁靖和谐的乡村成了被安全遗忘的角落。于是，受害人连环失踪竟乏人过问，妇孺被侵害达上百起才引起重视。
城镇化大潮席卷乡村，意味着中国人文地理的重塑。无数留守儿童与城里打工的父母两地悬望，意味着亲情流失与堪忧的农村未来，青壮年的离土离乡意味着土地抛荒，乡村学校大量撤并意味着人文教化飘离乡村……如今，乡村安全感的消解，让人担心农村基本安全保障的防线也面临失守的危险。
广袤农村中暴露出的治安问题警示我们，在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突出的农村，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在治安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的同时，应该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村级治安联防，还必须强化打击和防范犯罪力度，为亿万农民创造安全的生活空间。
诚然，城市化、城镇化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使这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棘手。此前，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它带来的经济困境，比如农村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农业孱弱化倾向；现在，深层的人文困境与社会管理困境则更加令人忧心。
乡村不仅是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更是中国发展的重心。重心不稳，国人会失去最后的安全感。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巩固农村的安全防线已经刻不容缓。

用制度关爱纾解“空心化”之痛

一些农村地区，空巢老人“老无所依”，留守儿童“幼无所靠”，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生活困扰，更是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她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更让人感动。”这几天，一组题为《弟弟要睡了》的照片在网上广为传播，湿润了千万网民的眼睛。在摄影师定格的画面中，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带着弟弟，一边听课，一边哄着怀里闹困的弟弟……
这幕场景之所以让人心酸，是因为照片背后有着无奈的现实：小女孩的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8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要干农活，只好由小女孩带着弟弟上学。而在小女孩生活的苗族村寨，全村45岁以下的成年人大都在外打工，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留守儿童。
如果让目光跳出湘西山村这一隅，就会发现，“弟弟要睡了”折射出许多农村家庭的普遍处境。来自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办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口约5800万，留守老人多达4000万。
伴随着中国社会快速走向城市化、工业化，在打工潮席卷之下，曾经“依依墟里烟”的村子，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孤独背影。“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一幅“空心化”的落寞图景，触动了转型期的一大社会痛点。
近年来，从街头流浪儿童到广西温江村“问题少年”成群，从邵阳沉船事故到留守女童与奶奶尸体独处7天，无不表明在“空心化”蔓延的背景下，一些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老无所依”，留守儿童“幼无所靠”，孩子们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困扰，也是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弟弟要睡了》这张照片为什么能打动网友？一个网络调查中，居前两位的回答分别是“折射了部分落后地区的贫困现状”和“反映了留守儿童权利保障的缺失”。这告诉我们，在社会流动加剧的时代，流动者的境况备受关注，但留守者的权益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的未来何处安放，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近年来，从政府部门到民间组织，代理家长、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之家、免费午餐、留守儿童关爱基金等创新举措不断涌现。日前，国务院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600万特困地区学生每人每日补助营养餐费3元，这也是许多留守儿童的福音。
一位领导同志曾在给留守儿童的回信中写道：“在我们心里，每一个孩子都不普通。你们现在是我们的至爱、祖国的花朵，将来是社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你们成长的每一时刻都牵挂着我们的心，你们的幸福和健康成长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真正价值所在。”这样的殷殷深情，亟需化为破除城乡壁垒、保障留守权益的制度关爱，才能真正纾解农村“空心化”之痛，给希望的田野带来勃勃生机。

农转非”不再吃香了吗？

实现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希望这种进程越快越好

今年，老家农村的外甥女考上大学，但她没有选择把户口迁到学校所在的城市。起初，我觉得不太理解：我们当时考大学，一心就想跳出农门改变命运。但听完表姐的解释，我觉得挺在理：“分地、审批宅基地、乡镇企业分红、拆迁补偿、还有各种补贴，把户口迁到城市得损失一大笔钱。这几年，我们这里考上大学，基本上都不迁户口。”

看来，时代真变了。如今的农村户口可不是贫困的代名词，附着在农村户口上的利好越来越多，怪不得从2003年起大学新生户口不需要统一转学校后，农村学生不转户口的越来越多。眼下，有的地方农村户口甚至比城镇户口还“金贵”，一些城里人都开始琢磨如何“非转农”。

农村户口越来越吃香，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农村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但农村真有那么好吗？

苏南农村恐怕是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发展最好的农村地区之一，扬州大学环境学院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4.3% 的“农二代”不愿留在农村，毕业后“农转非”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不愿务农，是这些年轻人选择留城的首要原因。另外农村在职业选择、精神文化生活、中高端公共服务、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与城市仍有很大的差距。

大学生一方面不愿把户口迁出农村，另一方面不愿意毕业后回到农村，看似两个矛盾的现象，却真实反映了我国的发展现状：支农惠农政策接连出台，农民享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城乡统筹逐步加速，农村发展越来越好，城乡在基本生活条件等硬件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在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软实力方面的鸿沟依然存在。因此，外甥女们一方面想作为农村集体的一员,分享附着在农村户口上面的实惠，另一方面，又想毕业后顺利“农转非”，在城里谋求更好的明天。

外甥女们能实现这种两全其美吗？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近年来，城镇化建设提速，这些地方发展日新月异，机会越来越多。一些城市也通过实行“积分入户”等政策，向越来越多的农村户口“新市民”打开了户籍之门。外甥女们毕业后在这些地方立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但另一方面，不乐观的地方也不少。近年来，大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大学毕业生要在“北上广”立足，难度比前些年更大了。大批的农民工、“农二代”，人已进城，却不能真正被城市接纳。除了大城市，其他城市的大门也并未向农村户口完全敞开。

我们都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只有自由流动，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很显然，当前在我国，人力资源的顺畅流动还受到不少限制。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户籍壁垒以及附着在它上面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城乡整体差距依然不小。要消除这些限制，仍需时日，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希望这种进程能越快越好，这样外甥女们就能尽早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为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过上幸福理想的生活。

让改革阳光照亮民生资金

管好是为了用好。使民生资金充分发挥效益，既要堵住“跑冒滴漏”，也要深化改革，创新资金管理使用方式

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加强财政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管理和公共资金的审计监督作出部署。如何把事关民生福祉的钱管好用好，是上上下下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此，会议提出让公共资金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做到政府过紧日子、人民过好日子。

近年来，随着民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源源不断流向社会、惠及大众。然而，与资金使用倾向民生的趋势相比，监管滞后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根据近期审计和以往案例，民生资金普遍存在“重划拨，轻管理”倾向，导致种种乱象。比如，一些扶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沉淀，低保金在一些地方成了“人情保”、“关系保”，培训专项资金被虚套，家电下乡补贴被骗补，而社保、农保等公共资金违规入市等案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管好民生资金，是人民赋予政府的重大责任。公共资金具有等同于国家信用的优先等级，管好这些钱，用好这些钱，关系着政府公信力和全民福祉，关系着社会发展进步，丝毫马虎不得。破解民生资金管理使用问题，亟须迈出新步伐。

管好是为了用好，就像扶贫资金，要使其充分发挥效益，既要堵住“跑冒滴漏”，也要创新资金管理使用方式，因地制宜地帮扶，防止“撒胡椒面”；更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金融机构等参与扶贫开发的有效做法，不唱“独角戏”。举一反三，民生资金需要进一步建立更为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

一方面，民生资金在公共财政监管体系之内，需要按照公共财政管理的严格模式强化管理。在明确和强化政府职责的同时，还应积极加强预算作为事前监管、审计作为事后监管的完整监管体系，从内部筑牢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线”，切实发挥好保民生、“兜底线”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出发，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领域，应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让更多有资质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等公共事业中来，形成改善民生的合力。

无论是强化民生资金的内部管理，还是引入社会力量，都意味着对既有运行模式的反思与变革。从这个角度说，提升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做到内外兼修，离不开深化改革这一基础。

强化内部管理，既要求财政预算向更加科学化、公开化的方向迈进，提高透明度，采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加强监督；还需要政府部门从多头管理、交叉管理中解放出来，在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中探索出新的有效路径，少打马后炮，多打预防针。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离不开创造政策条件、优化市场环境，帮助专业的社会组织尽快成长起来。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盘活沉淀资金，将长期闲置的资金清理出来，合理调整使用方向，有序投入亟须项目，切实把钱花在刀刃上。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民生资金乃至公共资金的管理改革，势必摈弃因循守旧的理念，势必触动一些人的奶酪，势必剑指那些损公肥私的潜规则。啃下这块硬骨头，面临着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等多重挑战。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让改革的阳光照进来，公共资金才会更健康、更有力，成为增厚民生、造福人民的幸福源泉。

网上信访也要把握“生命线”

时刻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也就抓住了信访工作的生命线

7月1日，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的网上投诉将全面放开。足不出户即可表达利益诉求、查看办理过程，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息化方式完善信访工作体系、重整信访工作格局，体现着信访制度面向时代的创新。

信息化的每一次进步，都体现为对时空限制的超越。对群众来说，网上信访让漫漫上访路有了替代性选择，用鼠标和键盘即可实现下情上达，信访成本因之降低；对政府而言，网络平台打造阳光信访，办理过程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行政效率必然提高。

可见，密切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开通网络投诉最重要的功能。《信访条例》开宗明义点出信访工作宗旨，“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抓住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信访工作的生命线。

近年来，信访屡成媒体关注的热点、群众利益的痛点、社会稳定的难点。在我们身边，既有像张云泉那样给人“赔礼、赔罪、赔钱”的优秀信访干部，也有一些地方信访工作的被动，有的甚至把群众上访一律视为“非正常”行为。

当信访工作脱离了群众，其结果就是堵塞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斩断了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本应成为密切联系群众重要通道的信访，却变成了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疏离了党群干群的血肉联系。

近年来信访工作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循着密切联系群众的轨道前行，纠偏截访行为、回应群众诉求。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信访制度，到全国信访局长会议要求纠正一切对正常上访的“拦卡堵截”；从国务院强调“深入推进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到一些地方取消信访考核与排名，纵览这些改革举措，密切联系群众，是其共同的价值关怀；解决实际问题，是其共同的政策目标；保护群众权益，是其共同的宗旨理念。

具体到开通网络投诉，这固然是促进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益探索，但不能就此止步。网络渠道畅通，会对群众上访形成分流，这在一些地方会不会异化为截访的“正当理由”？网络投诉省转市、市转县，假如一层转一层，仍旧转回到基层，如何实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畅通权利救济渠道、拓宽诉求表达平台，让群众在改革中真正受益。

物不得其平则鸣。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地方说话；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信访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展开之际，信访部门开通网络投诉迈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又一步，能不能“不虚”、“不空”、“不偏”，取得效果、落到实处，我们充满期待。

“壮士断腕”也是改革方法论

当中国改革从帕累托改进变成卡尔多改进，“壮士断腕”已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

“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的改革理念，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决心，深入推进一系列触动利益的改革。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也是重要议程。

转变政府职能，200项行政审批事项半年内取消和下放，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放宽行业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准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发展……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一个迎难而上的关口。

“用壮士断腕的决心继续推进改革”，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畅言改革。当此之时，这样的改革之声，进一步昭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从改革中受益；那么未来，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格局会有更大调整，更多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收益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壮士断腕”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

这一改革阶段的重要特点，就是“两难”甚至“多难”情况增多。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也要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面对这些如黑格尔所说的“合理性的冲撞”，想谋求两难变两全的愿望固然好，但现实往往有价值的取舍、排序的先后。不能优中选优、难以“两全其美”的时候，尤其需要确立底线思维，拿出断腕决心，大胆触动利益。

改革的动力，在于释放制度红利。这个时候，自我革命可谓至关重要。正如不少人担心的，在一些领域，相关部门每个司局甚至处室，都守着自己的一摊利益，这种情况下，自断其腕相当困难。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为继续深化改革拿到了一手好牌，但接下来要挑战的，是进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攻坚；我们身处的，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转型期社会。打好手中这副牌，既要有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更要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决心和干劲。只有保持战略眼光、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统筹协调，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衔接起来，让总体利益高于个别利益，才能收获断腕之后的新生。

穿越“历史三峡”之时，几乎所有的改革，都需要这样的决心与方法。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破解二元化的土地和户籍制度；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要把更多蛋糕切给民生领域；向社会放权，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创新激励制度，丢弃那些“山寨红利”……断腕不会像剪掉头发、修理指甲那么轻松，也不会像蜥蜴断尾、海参吐心那么简单，但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发展健康成长，更加充满朝气活力。

刚刚去世、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科斯曾说：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存在现代鲁滨逊”，中国改革关乎世界的未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任何“远大的前途”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此中国发展关键之际，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改革向着纵深再出发，我们就能够赢得更好的未来。

听意见必须杜绝“干扰民意”

一些人仍然热衷于用形式主义消解改进作风的决心，“邵阳式民调”敲响了警钟。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让教育实践活动成效大打折扣，更会让群众寒心

一条短信“激起千层浪”。日前，湖南邵阳综治办给市民群发短信，“接到省综治民调电话并予以客观公正、积极评价的用户”，可以到当地综治办领取误工补贴。事情曝光后，引来舆论一片质疑。10日，邵阳市委、市政府紧急叫停“配合民调发补贴”的做法，向市民和网民致歉，并对市综治办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立即纠正，不得出台任何干扰民意的措施。民调部门花钱求“好评”，却得了现实中的“差评”，真可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命。

“邵阳人就该为邵阳好”——这种说法出发点看似很正当，但以真金白银笼络人心、贿赂民意，是否真能“唱出”好家乡？尽管该部门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提高调查成功率，但是民调失真与成功率之间，究竟孰轻孰重？这样的民意征集，看上去很美，又有什么实质意义？

“信息是政治的神经”。信息的真实是政绩考核、公共决策的前提，民意调查则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然而，一些干部却担心“不利信息”公开会影响到政绩考核、仕途升迁，于是应对之策迭出，造假之风四起，邵阳综治办的“花钱买好评”只是其中一种。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曾发生过派发“标准答案”“回答须知”的，要求基层干部“承包到户”“摊派到人”，更有甚者，专门让中小学生放假，以“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凡此种种，不仅不能客观反映社情民意，反而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开门搞活动，真听意见、听真意见，不能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开门搞活动的前提是开门纳谏，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直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果只是表面上把门打开了，却以利诱的方式干扰民意，如何让群众看到政府部门敢听真话、愿听实话的诚意？如果只是做出从善如流的样子，却事先把“正确答案”准备好，如何能听到真心话、发现真问题？民意调查变形走样，与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背道而驰。

事实上，煞费苦心扭曲民意调查，无非是通过“杜撰民意”，制造政绩斐然的假象；不过是想在上级机关面前粉饰太平、夸饰成绩。然而，好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岂是欺上瞒下骗出来的？这种应付上级、自欺欺人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比如，统计数字注水，“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提高绿化率，荒山刷上绿漆；迎接检查，路边竖起遮羞墙。这些行为，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可以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关键是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从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着力，边学边改、立行立改，力求实效。“邵阳式民调”提供了反面典型，也敲响了警钟：一些人仍然热衷于用形式主义消解改进作风的决心，寄望于用欺上瞒下异化整治“四风”的努力。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让活动成效大打折扣，更会让群众寒心。

作风问题无小事。“四风”弊病无孔不入，即便是民意调查这样具体而微的“小事”，也可能让形式主义钻了空子，把群众意见挡在门外。这就足以警醒各级部门：改进作风，必须时时发力、处处努力、事事着力，唯此，才能对各种不良“政治微生物”防微杜渐，把我们的工作落在基层实处、做到群众心里。

“亲情逼迁”拆毁的是信任

公职人员被政府发文要求参与征迁，表现不力即被批评“思想落后”，轻则面临停薪、重则可能停职……据报道，广东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动用“体制内”人员游说亲属，拆迁工作得以进展迅速，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近年来，由于公共舆论对“强拆”的敏感度一升再升，尤其随着征地拆迁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凭借暴力胁迫、断水断电等方式的强制拆迁已难以再行其道。在此背景下，依托公务员、教师等“体制内”群体，借由熟人社会的亲情联系，搞责任制、打亲情牌，“做工作”变相劝迁，成为一些地方推动拆迁的新手法。类似案例，不止增城一地。

根据媒体报道，旨在打造“代表广州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生态地标”的挂绿湖水利工程，与一般商业开发项目不同，具有多重生态功能，其综合效益可期，最终受益的也是广大增城市民、村民。而且，与搞不定就走强拆程序、诉诸暴力的惯性思维相较，动员相关力量去劝说、谈心，这样的方式也比较温和、柔性，甚至不失为一种进步。

然而，这种做法经不起深究。发动“游说”无错，但如果“游说”有违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形式，甚至游说者不乐意、未能做通思想工作，就要“严肃处理”，这样的做法看似柔性，实则严苛，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

无论公务员还是教师，其岗位职责概由法律和制度规定，动员亲属拆迁显然不在此列。不管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元理由”如何正当，也不论“亲情逼迁”的实际效果有多显著，都不该利用潜规则甚至动辄印发公文来给公职人员施压，借以提高拆迁效率。10年前“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惊人标语，至今仍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如果任由“连坐”思维渗透基层权力运行，最终消解的将是政府的凝聚力与公信力。

还要看到，即便一些拆迁户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最终无奈让步、签署协议，内心却埋下了亲情的撕裂感。在增城拆迁中，就有公务员因劝说不了亲友拆迁、怕“完不成任务”，而无奈自掏腰包5万元补偿亲属动迁。政府部门把本该由自己直面的拆迁矛盾转移给下属工作人员，这种看似巧妙的“转嫁”，不仅有悖法治精神，也忽略了撕裂亲情的隐形成本。

回到增城拆迁上来，牵涉20个村、3万人命运的动迁，触及的复杂利益格局不难预见。然而，对于拆迁拆不动、难推进的原因，是否应从源头上想想？比如，给出的补偿是否公平？利益协商机制是否完善？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是否有申诉、救济的合理渠道？从这些角度多一些考虑，在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才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统一，从根本上理顺利益链条，减少拆迁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循着法治轨道破解拆迁难题，才会让美好生活的梦想递进一层。

国庆，是假日更是节日

我们有必要赋予国庆更坚实的人文内核，在国庆假里多想想“国庆节”

国庆长假要到了，原本要收费的公路，抬起了拦车杆；原本在涨价的门票，开始降价迎客……人们谈论的或是休息、或是玩乐，甚至有人感叹，微信朋友圈的节前主题，就是宣告“中国人来了”。不过，国庆之为“节”的内涵和意义，却在这经济上的“黄金一周”、生活中的“悠长假期”里，有些黯然。

节日，多是时序意义上的概念。正如春节意味一元复始、清明隐喻万物苏生一样，国庆是我们朝夕于是、念兹在兹的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纪念日。即便相比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国庆节只有64年历史，但论对当下的意义之深远、于未来的承载之丰富，可谓后来居上。因为，这一甲子有余，岁月的每一圈年轮，都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面向现代化的艰辛探索，镌写着亿万人民对幸福的希冀和追求。

也正因此，每一个国庆日，都应该是国民重审国与人、国与家关系的日子。缅怀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追忆一代代人写下的前行足印，于纪念中记取、于庆祝中思考，夯实国家、民族凝聚力，这或许才是国庆节本身应有的人文意义和精神实质，也是这一节日在国家构建、社会重整中能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关键。

诚然，出国旅游也好，在家休闲也好，购物、远足、狂欢……如何欢度假期，都是个人权利，不能更不应干涉。不过，作为国家共同体“屋顶”的建构者和社会管理者，有必要以更多方式凸显国庆假期的内涵。

4年前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前的盛大阅兵，激荡着多少人的心房；每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的敬献花篮仪式，又让多少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沛然于胸；很多学校的主题活动，也让多少孩子触摸到这个国家的历史……不过，从更大范围看，不少地方契合节日特质的“国庆活动”，仍显单调。许多政府部门或是忙于应付庞大人流的管理难题，或是热衷计算七天假期的“黄金成色”，即便有组织观看升旗一类的常规活动，也流于形式，只是生产出几张照片、几组镜头，徒为点缀。

当国外的商场9月底再次换上中文海报，当各个景点再次上演人山人海的“胜景”，我们看到，“黄金周”成功地从经济上包装了国庆。当此之时，我们更应思考，需要赋予这个节日更坚实的人文内核。在美国，每年7月4日都会敲响费城的自由钟，各种主旨演讲宣示国家精神；在法国，插在墙头、印在衣上的三色旗在7月14日汇成海洋；在“城市之国”新加坡，8月9日会有70个国庆晚宴，近10万人参加。在“国庆假”的背景中突出“国庆节”，让社会多想些“国”少想些“庆”，才能让国庆更能凝聚起全民共识、培养出国家意识。

64年前，张奚若建议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度，让科学家钱学森系念当为“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让国民党高官感慨“回头有岸，岸在北京”，让经济学家科斯盛赞其是“全人类的奋斗”……今天，这个年轻的国家更展现出无比蓬勃的朝气和无限光明的前景，或许正该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新手段，于精神层面潜移默化，积淀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激发出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这，不仅是在国庆日这一天。

信息公开升级才能追上群众期待

信息公开不进则退，创新步伐不能停顿。从理念到方式，从机制到渠道，都需要把握时代之变，赋予新的内容

“查开房事件”拷问信息安全

让信息的使用、保存与流动保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使信息化为人们带来方便而不是灾难，是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上周，一个名为“查开房”的页面悄然现身网络。输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可以得到被查询者在某些快捷酒店登记的个人信息，如登记日期、手机号码乃至家庭住址等等，大批网友惊呼“被查房”。据报道，泄露的数据源于一家网络公司，其在上传和存储客户信息方面存在技术漏洞。目前，虽然相关网站已无法访问，但事件暴露出的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小视。

身处大数据时代，任何一个小小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预测的蝴蝶效应。同类事件已层出不穷：2010年，美国社交网站“脸谱”遭遇“泄密门”，约1亿名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2011年，韩国社交网站“赛我网”的3500万用户资料被窃取，间接导致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取消；今年初，中国人寿数据库信息泄露，近80万份投保人的保单信息被公开……因信息安全问题产生的危害，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对个人信息的采集更加便捷。除了身份信息，还包括人们在网上交易时产生的数据、在搜索引擎留下的历史记录、使用移动终端时上传的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将这些数据汇总起来，可以相当精准地还原一个人的真实活动轨迹和生活面貌。1993年，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的一幅著名漫画称，“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20年后的今天，有人打趣，就算一条狗在玩电脑，也会有人知道它在网上干了什么。而对这些信息的保护，显然还没有达到与技术进步同样的程度。

个人信息不但是公民的人格权利，也具有社会经济资源。“查开房”事件发生不久，有网友未雨绸缪地提醒：以后一段时间，各类直接针对个人的电话、短信类诈骗活动将迎来新的井喷。虽然语带调侃，但透露出一个事实：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贩卖，已经形成灰色产业链。根据趋势科技去年和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信息安全地下产业链调查报告》，这条灰色产业链的整体盈利规模在2011年就已达到53.6亿元，8%的网友曾在网上遭遇欺诈或被盗。对数据的争夺，在一些行业已经白热化。

也要看到，信息时代，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要刷新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认识。既要确保公民基本的人格权不受非法侵害，又要促进对个人信息资源合法合理的开发利用。如何让信息的使用、保存与流动保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使信息化为人们带来方便而不是灾难，是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从刑法修正案（七）到侵权责任法，从居民身份证法的修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一个涵盖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然而，法律很难追上迅猛发展的现实生活，从长远看，需要在个人、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多个层面，构建立体协同、动态发展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从根本上遏制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的系统性风险。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就曾预言，大数据将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让浪潮把我们带往远方，而不是把我们拍死在沙滩上，需要政府、企业和每个公民一同筑牢防波堤。

筑牢人民监督权力的制度平台

“让人民监督权力”不是一句空话，既要创新和完善各种监督渠道，使之“永动”而不空转，也要处理好监督者“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问题

什么是特邀监察员？谁能跻身其列？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盘点了特邀监察员制度走过的20多年历程，结合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从制度规范、选聘程序、换届任期、主要职责等方面，向公众详解了这项不断完善的制度。

就在本月初，《监察机关特邀监察员工作办法》实行后，首批40名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上岗”。透视这份新名单，从反腐专家到法律学者，从媒体工作者到知名网友，不乏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人士”。从制度设定的角色担当看，全国数以万计、遍布各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员，既是监督者，也是沟通者，在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和特长，使之成为民意的触角、监督的抓手，何尝不是“开门反腐”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有关部门及时感应“小信箱”、“小鼠标”发出的举报信号，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首页显著位置开辟举报专区，再到纪检部门开展无障碍参与的网上廉政民意调查，中央纪委公布派驻各部委和单位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名单……这一系列反腐动作，无不围绕两个“度”凌厉亮剑：增强反腐机关的透明度、扩大社会监督的参与度。“铁包公”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注重借助民力，成为反腐败斗争的新趋势。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有透明度才有公信力，有参与度就能激发正能量，而实现二者融会贯通，最需要制度桥梁的承载与连接。

数据显示，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打开举报大门后，引发了实名举报热潮。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今年１—８月，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2617件30938人，来源于各类渠道群众举报的约占1/3。“民心可用，平台可贵”，一位反腐专家的感叹，既道出了蕴藏于民众中的反腐倡廉热情正蓬勃喷发，也说明呵护这种宝贵的反腐力量，离不开实打实的制度支撑、路路通的参与渠道。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化，如何善用社会监督力量、发挥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依然是反腐领域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一方面，“让人民监督权力”不是一句空话，传统的举报信箱、热线电话，信息时代的网站、微博，各种社会监督的制度，只有“永动”而不空转，努力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才能取信于民、借力于民。另一方面，监督是一种权利，但绝非特权，监督者自身也有“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考验。

有人说，如果把网上举报比作一条通路，那么“路”的养护，就不止是“路政部门”的分内事。每个在“路”上的“司机”即举报人，也应珍惜这条通道依法行事，把信息手段锻造成反腐利器，而不是人身攻击、诬告敲诈的工具。如何在制度上形成监督人人可为、监督人人有责的良性循环，决定着社会监督的品质和实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新的特邀监察员制度，规定监察员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泄露秘密等，违法违规者将问责，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反腐话题也在改革语境中不断升温。今年１月至９月，各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7万件，处分10.7万人。如此反腐力度，不仅老百姓拍手称快，国际舆论也指出中国新一轮反腐严厉程度“不多见”。面向未来，通过制度变革和创新，为社会监督、规范权力筑起更牢靠的制度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人都行动起来、个个都负起责来，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如此，清廉政府有望，廉洁政治可期。

人口需要“质”的发展

把握改革发展主动权，需要实现人口“质”的发展、人口结构“质”的调整

“单独两孩”政策甫一启动，从北京到广东，各地纷纷酝酿落实。既涉及国家发展的人口战略，也涉及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一新时期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受到广泛关注。

不管是“少生了1.33个美国”的民间说法，还是“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的官方表述，都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几十年来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中国改革的伟大成就，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计划生育作为1982年确立的基本国策，在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人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中，可谓至关重要。

今天，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如果说当年人口压力主要是“增长”，今天则可谓面临双重压力——增长压力之外，更添失衡隐患。

前段时间，“常回家看看”入法引来诸多讨论。这个新法条，不仅折射流动时代的社会关切，更凸显人口发展的时代考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数一路下降到目前的1.5—1.6个。而国际经验表明，妇女总和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很难再回升。另一方面，随着步入“银发社会”脚步的加快，2013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两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少子化趋势与老年化浪潮二者叠加，导致人口结构迅速变化，传导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层面，则是养老、医疗等全方位的挑战。

实际上，即便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问题也同样形势严峻。20年的低生育水平、快于预期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缩减，2012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曾给中国带来巨大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是否在消失，尚需仔细研判，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存在，基本已成共识。在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能不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正如人口学家马寅初所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说，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单独两孩”新政，实现人口“质”的发展、人口结构“质”的调整，不仅顺应民众的期盼，更可为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保持国际竞争力提供持续的动力。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事实上，从调整生育数量政策，到调整生育间隔政策，再到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我国生育政策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既看到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也看到人口结构调整的必然性、可行性，才能在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把握住“时间窗口”，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

李某某等人强奸案维持原判体现

司法改革精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７日对李某某等人强奸案作出终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1月27日人民网）

看了这个报道，笔者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某某等人强奸案维持原判体现司法改革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本案的二审判决体现了法院在认真贯彻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司法改革的精神。

一是，众所周知，李某某等人强奸案一审判决后，李家不服提出上诉。提供多份视频证据和在案发时出去接其母电话而没有参与强奸的等理由，并提前透漏给媒体传播，辩说无罪，给法院审判，施加压力。但法院排除各种干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认真办案。在二审法院庭审中，上诉人的辩护人向法庭申请出示多份所谓视频证据，对此检察员均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合议庭经依法审查，认为异议成立，因此对辩护人申请出示上述证据，不予准许。对李某某所提其在湖北大厦房间里玩手机、后来出去接电话的上诉理由，与其在一审法院庭审中称自己在湖北大厦房间“玩手机后来就睡着了”的供述不相吻合，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不符，且不能排除其没有作案时间和条件。所以，不能因此而否定李某某参与共同犯罪的客观事实。

二是，本案二审庭审前后持续了13个小时，充分说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予以重视和保障。其间合议庭认真、充分地听取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检察员、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在尊重诉讼参与人意愿的基础上，中途适时安排了休庭，保证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正当需求。从而体现出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精神，判决不会被名人被告罔顾事实的上诉所左右。

李某某等人强奸案维持原判让人看到了司法体制正在进行深化改革的风帆，预示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东风即将吹遍中国大地，司法制度的变革必将让司法更公平公正，让社会更和谐，让经济发展更健康。

农民有体面小康才全面

体面从来都是实打实的。有了红火的产业、美丽的家园、越来越鼓的腰包，有了各项权益的切实保障，“体面”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词

“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在日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体面”一词格外引人注目。站在亿万农民兄弟的角度感受，当是眼前一亮、心头一热。因为，中央会议如此深入地研究部署解决农民的“体面”问题，映照出经济发展的换挡、社会进步的提速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幸福的升级。

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眼里，农民又穷又土，农村又脏又差，农业又累又苦，没一样能跟“高大上”沾边。城乡差距客观存在，发展鸿沟难以跨越。但是，淳朴的农民、厚道的乡亲，是最自尊自强的，是最不惜力气的。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村小康加速推进，农民也开始有更多的梦想。

近年来，得益于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连续稳定发力，我国“三农”发展更是赢得了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的好势头；得益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亿万农民的梦想开了花、结了果，他们中的很多人纷纷有了文化、致了富、进了城。随着传统的乡土中国大踏步走向现代社会，农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如破土的春笋，顽强向上生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顺应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步伐、农民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新期待。这也是我国“三农”发展的目标定位更上一层楼的生动体现。

农民兄弟的“体面”究竟是什么？有人说，种粮效益还是太低，希望更高的收入；有人说进城门槛太高，发展条件不平等；还有人说，能像城里人一样洗上澡、用上抽水马桶，留在农村也挺好……

在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私家车拥有量逾8500万辆的今天，也许有人认为，农民朋友那些关于“体面”的要求应当不难解决。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三农”发展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不够。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比，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需求比，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农村基础设施、农民发展能力仍然落后，全国还有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有1.28亿贫困人口。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民的物质利益和各项权利，需要得到切实保障。“留守之痛”能否得到纾解？如何防止“被上楼”现象？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如何化解？面对强拆、强征者的推土机，农户们的权益如何受到法律保护……这些现实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决定了农民幸福指数的高低。

体面从来都是实打实的。正如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就意味着，有了红火的产业、美丽的家园、越来越鼓的腰包，有了各项权益的切实保障，对农民来说，“体面”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词。从这个角度说，农民的体面，就体现在“强富美”。

“三农”发展是爬坡，让农民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过坎。过坎和爬坡都是力气活儿，都得咬紧牙关、奋力登攀。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根本上还是靠深化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转型增添农业进步动力，帮助农民增强致富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提升新农村魅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拉长农业的短腿，补足农村的短板，成就农民的体面，希望的田野上就会不断生长梦想、收获幸福。

“最美县委大院”何以走红

把群众利益始终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即使办公楼再简陋陈旧，一样是最美的“民心大厦”

红砖房、木板楼、公共食堂……从11月5日起，湖南卫视推出系列报道《县委大院》，聚焦一批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依然老旧古朴的县委大院。这些大院，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日益改善的百姓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一些地方动辄花几千万甚至上亿巨资，把政府大楼打造成地标式豪华建筑有天壤之别，让人们眼前一亮、心头一暖，也因此被老百姓誉为“最美县委大院”。

老房子为何成为新明星？“这是一枚作风活化石”，陈旧的县委大院“展示风气，点亮精神”……200余家主流网站转载、上万条留言评论的背后，传递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认知：最美县委大院是执政为民的最好注脚，是扫除“四风”、践行群众路线的正能量。正是从一座座老院子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个地方政府的良心所在、作风所在和信仰所在。

在湖南茶陵县委大院里，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在全力扫除“四风”的今天，这句话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老百姓相信，几十年不换的县委大院，坚守的不仅仅是一份情怀，更是一种信仰，是共产党人无私、奉公、为民、守义的最真实写照。老旧院子承载着艰苦奋斗的传统，驻扎了民生冷暖的关怀。这些县委不是没有资金修建办公大楼，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民生服务上；不是没有调拨资金的权力，而是没有把权力用在自身享受和面子工程上。

院子不变的这些县委班子，却带领当地百姓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成就。蓝山县委用着狭小的办公室，但是耗资600万元修建了市民广场，升级了乡镇医改、村村通工程；溆浦县四套班子挤在四幢老式房屋里办公，但投资5000万元修建了屈原学校，投资1.5亿元修建起怀化市最高规格的城南学校；岳阳县委“老院子修修补补又三年”，但是兴建了三个工业园，修建了渔民新村，妥善安置了1290多户上岸渔民；临澧县委四栋砖瓦办公楼一用就是60年，但当地的教育、医疗条件，农村养老，安全饮水在湖南名列前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应该将什么奉为最高位置？不是权力、不是奢华，而是人民的切身利益。把群众利益始终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即使办公楼再简陋陈旧，一样是最美的“民心大厦”。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就在上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菏泽召开座谈会，给当地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这副出自河南南阳内乡县衙的楹联，以朴素的语言揭示了官与民、荣与辱、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出台落实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反“四风”，用政府紧日子换群众好日子，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上下同欲者胜”，从5年内全面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到“最美县委大院”，无不在诉说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就与你有多亲；你将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老百姓就会把你装在心里。

劳教消亡见证法治文明共识

废除劳教见证制度文明进步的力量，折射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共识

在2013年即将落幕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一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制度从今走向终点。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中的又一重要举措。

制度的变迁总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也显示出与时代的“对位关系”。劳教制度的雏形，是1955年针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等进行的特殊“管理方式”。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被批准，宣告这一制度的诞生；1979年11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意味其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的措施被启用；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开启劳教制度普遍化适用阶段。可以说，在5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从诞生、运行及至最后的废止，这一制度都有着它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意义。

粗略回顾这段历程，不难发现，劳教一直都在寻求自身的合理性，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对制度的需求。在功能目的上，从当初的“政治控制”到后来的“治安控制”，再到近年来用于维稳需要，其在实现违法和轻罪行为的矫正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有利于维护特定时期的治安秩序。

但是，旧制度在寻求合理性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到一个自身难以突破的极限。当2002年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扩大为“十种人”之时，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也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实践中大量适用的劳教制度受到挑战。尤其是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劳教制度日渐显现出缺陷。

劳教制度最终走向消亡，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提供给我们一个普遍性的启示则是：与人一样，国家法治的肌体，也需要经常洗洗澡、治治病。如果说当年“收容遣送办法”因孙志刚事件而废止、旧拆迁条例因各种强拆事件而终结，那么此次通过法定途径废止劳教制度，则更接近于主动的清理，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再一次得到伸张，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再一次得到维护。

法治首先乃良法之治。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法、根本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宪法的有效实施，要求其他法律法规与宪法相违背时，能够得到快速而果断的制止和追究。对此，我国宪法将“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使其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依职权废止劳教制度，正可感受到宪法实施的脉动。

在法治的长征中，当我们若干年后回望劳教制度的废止时，或许能够清晰感受到这一时刻的历史性意义。废除劳教清除的不仅仅是违宪的旧规范，清洁的也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肌体健康；在更大的意义上，它见证了制度文明进步的力量，折射出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共识。

共同拯救我们清新的呼吸

人与霾之间，孰进孰退，由谁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就选择了什么样的天空

最近一周以来，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我国，从华北到东南沿海，覆盖了将近一半的国土。严重雾霾笼罩下的这段日子，不仅生出许多幽默段子，也引发深思。

不论是照吃照睡的，还是诚惶诚恐的，恐怕都已被这个刚认识不久的小小PM2.5颗粒物，搅得不能安宁。以PM2.5为祸首的雾霾天气，初登场时似乎还只是个别城市的“独家景观”，最近一周的霾情却让我们充分认识了它是何等来势汹汹：不仅有上海PM2.5指数直蹿到“爆表”，更有20多个省份、上百座大中城市同时遭遇雾霾的大范围来袭，京津冀、苏浙皖等城市密集地带重度污染警报连片，甚至连不少被称为“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城市也难以幸免。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

“十面霾伏”，当城市变得晦暗不明、口罩再次脱销，这样的字眼开始在报刊网站间跳动。雾霾再次逼使我们正视现实：经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无可回避的烦恼与阵痛。

气象预警、高速封路、机场停摆、工地停工、学校停课、部分公车停驶……面对雾霾侵袭，许多城市纷纷启动应急响应。然而，“外因在天气，内因在污染”，雾霾是由污染物排放和不利气象条件叠加而造成的，再完善的应急预案、应对措施终归有限。这一次的持续雾霾，或许会因为8日的新一波寒流而消散，但把好空气寄望于大风刮出来，要么是对环境病象把脉不准，要么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前几天，在苏北发生的一则新闻里，一边是雾霾浓到让电视记者直播时“见雾不见人”，一边是不远处还有秸秆照烧。这颇具反讽意味的一幕，何尝不是当下许多地方边污染边治理弊端的一个缩影？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雾霾天与工业污染、煤炭燃烧、汽车尾气等干系甚大，但现实中，淘汰落后产能之难、改变能源结构之艰、绿色出行之不易，又何尝不在一次次警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就选择了什么样的天空。

人与霾之间，孰进孰退，由谁来决定？这个周末，一个关于中国梦的国际研讨会在浓雾重霾下的上海举办。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丁·雅克先生告诉记者，伦敦也曾雾霾严重到让赴剑桥读书的他几乎“伸手看不清五指”——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今天的重见天日，在于英国人饱尝雾霾之苦后，咬紧牙关付出了半个世纪的治理努力。这些努力，既包括对工业企业排污的严格控制，也包括对城市居民用灶、购买汽车等日常生活选择的限制与引导。峻法厉策和新技术应用，加上政府、企业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支持，才赢得了治霾之役。类似的历史剧情和经验，同样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等城市。这些都告诉我们，形成雾霾非一日之寒，清除雾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浑浊到清朗，需要一个社会的普遍觉醒，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辛的历史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任何一部分生病，最终都会引发全身症状。污染是会流动的，某一个部门机构、某一个城市或可做好短期被动应对，治理时却很难单打独斗，也无法独善其身。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具体化，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实现清新呼吸也在于行动。即便雾霾退去，环境保护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合力治污的干劲一点也不能松，人不进则霾逼进，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事关未来的攻坚战、持久战。

以深化改革根治公务接待顽疾

根治公务接待顽疾，需要标准明确、管控严格、全面公开的制度，需要在改革全局中统筹解决

9项“禁止”、两项“严禁”、27项“不得”，14条全新内容、7条大幅修改……中办和国办近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基本覆盖了公务接待行为所涉全部要素和流程，操作性极强。人们纷纷慨叹，车轮上的浪费、舌尖上的奢华，这次恐怕真的命不久矣。

从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开始，各种作风建设的规章制度不断出台。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就正式颁布实施，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树立了“基本法”。这次修订的《规定》，正是沿着《条例》的方向，向“治本”迈出的重要一步。

人要吃饭、行要开车，规范的公务接待属于工作需要，但那种“一天泡七次温泉”，“三年吃掉70万元猪蹄”的畸形消费，令老百姓深恶痛绝，让政府公信力蒙羞。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总有老鼠避猫、打折变通的，不是把十几个大菜合并成“四菜一汤”，就是把茅台装入矿泉水瓶中瞒天过海。以往的经验证明，根治公务接待顽疾，需要标准明确、管控严格、全面公开的制度，并且需要在改革全局中统筹解决。

制度要落到实处，就要避虚就实。此次《规定》的一大亮点，就在于直接针对操作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对今后的公务接待行为，《规定》做出了“留痕”的制度设计，接待单位需要“如实填写接待清单，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姓名、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时间、场所、费用等内容，并由相关负责人审签”，“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同时对财政、审计、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机关的问责审查，对违反规定的监督惩处等等，均作出明确要求。面对这样一份清清楚楚、责任主体清晰的“负面清单”，不仅对有意违规者形成有力的约束，而且让那些生怕慢待上级领导的下级、难却地方好意的上级，都可抹开面子按章办事，非认真遵守不可。

公务接待超标，是久治不愈的顽疾。难在何处？一些基层同志道出苦衷，上级来检查、调研，如果简化了怠慢了，轻者落个“看不起人”的名声，重者怕要直接影响项目审批、考核评比。于是，一些地方官员相信“接待就是硬道理”。这种心态，说到底，是因为一些被接待对象往往拥有较多“话语权”。试想一下，如果各级组织、地方政府，不能按照中央要求的那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三公经费”使用不严格、不透明、不清晰，那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做法，就会暗度陈仓、屡禁难止。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绘就的蓝图中，作风建设、简政放权、人事制度等改革被置于重要位置。具体到《规定》，与规范公务接待直接相关的就有深化公务接待管理体制改革、接待服务社会化、机关内部接待场所转制、机关所属接待资源集中统一管理等多项改革。随着制度建设不断走向完善、权力运行不断得到规范，那些打着“接待就是生产力”算盘的人，势必再难以“跑部钱进”；而那些习惯把验收当作“宴收”、把评比当作接待标准“攀比”的人，到头来也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好的制度一经建立，就如同种下顽强的种子。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落实并不断完善新的公务接待制度，坚持标本兼治，我们就会拥有一个从工作出发而不是为人情所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发展环境，牢牢树立风清气正、务实为民的党风、政风。

如何纾解“延迟退休”焦虑

从公众的担忧处发现问题，在化解担忧中完善机制，应当是攻坚期决策的理性选择

对舆论高度关注的“延迟退休”，有了来自权威的最新回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将采取小步走、渐进式，并承诺新政策将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现状和诉求，提前若干年预告，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要的准备期。

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之后，主管部门首次对延迟退休作出的正式回应，令许多担心该政策会“马上到”、“一刀切”的人松了一口气。众议纷纷之时，这种考量全局的承诺、渐进式的改革节奏，彰显了改革进程中对民意的尊重，也体现了一种稳妥的改革方法论。

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今天，利益调整不再局限于“试验田”、“特遣队”，而是涉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许多政策都会引起关注，甚至引发争议。延迟退休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论是最早的动议，还是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乃至中央文件里的表述，哪次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处于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的政策，其制定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可见一斑，对决策者的担当、智慧和勇气，提出了更高要求。

就延迟退休而言，虽然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大趋势看，改革势在必行，但何时开始、怎么执行、配套政策如何跟上，都需细细考量、慎重决定。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但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最佳时间点在哪？在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当下，延迟退休会不会加重就业难……类似问题，牵一发动全身，都应该通盘考虑。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还要看到，应对人口老龄化，并非延迟退休“华山一条路”，也很难做到单兵突进。政府部门在研究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该多管齐下，比如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养老保险结余资金收益率等。

“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延迟退休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找到最大公约数，解决好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人的寿命有限，延迟退休就是让我们多交晚领，说到底还是个人吃亏。”这样的质疑表明，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中“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缺位，人们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认可度、接受度，就不会太高。

“工作本就难找。延迟退休意味着岗位更少、年轻人工作更难寻。”这样的担忧提示我们：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培育适合中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同时，彻底打破“铁饭碗”、推行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制，如此，才可能顺利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同意延长退休年龄的，恐怕都是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吧！”这种猜想的背后，反映了人们对行业收入分配不均的焦虑，对“谁会受益”的担心。也因此，加快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可能保证民生政策赢得民心。

显然，今天的社会，不同群体的诉求复杂多样，矛盾交织交错，要确保政策科学、合理、可行，从前那种“几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想办法”的研究机制显然行不通，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充分吸收民意必不可少。从公众的担忧处发现问题，在化解担忧中完善机制，应当是攻坚期决策的理性选择。我们期待，延迟退休的决策过程成为攻坚期改革的一个成功样本。

把握“稳”与“改”的辩证法

行稳才能致远，改革才能图治。把握好“稳”与“改”，既是经济工作主旋律，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稳”和“改”这两个汉字，一下子成为各方解读的焦点，成了岁末“年度汉字”评选的热门。畅想新的一年，这两个字，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什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又被赋予了哪些新内涵？

微言之中有大义。不少人敏锐捕捉到了明年经济工作核心要求的“变”与“不变”。“稳中求进”依然是总基调，“改革创新”同样被提到突出位置，构成擘画发展大局的八字方针。稳，意味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意味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稳”也好，“改”也好，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

前不久，有一组数据引人注目。伴随着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全国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约两成，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超过三成，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这正是发展新趋势的一个有力诠释。回首即将过去的2013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宏观政策保持定力，不搞短期刺激，而是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内生动力，决策不折腾，改革不停顿，才有了良好开局。

万事开头难，起跑决定后程。不管是过去35年的风雨兼程，还是十八大以来的新气象，实践不断提示着这样的辩证法：稳中求进是改革之基，改革创新是平稳之源。行稳才能致远，改革才能图治。把握好“稳”与“改”，既是经济工作主旋律，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今天的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险滩，触动的是比灵魂还难触及的利益，“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少了，“一山还有一山拦”的艰难多了。看看时代码头上堆积如山的问题：把13亿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让上亿农民工融入城镇、治理产能过剩的沉疴、化解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哪一个不是举世罕见的难题？哪一项没有叠加成长烦恼与转型阵痛？又有哪一条是可以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当此之时，步伐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反弹；方案稍有不周，就会招致不满；力度稍有不逮，也会带来疑虑。

正是在现实问题的倒逼之下，全面深化改革尤需在“稳”与“改”之间闯出一片新天。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既不能畏葸不前，也不能急于求成，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措施更要实。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寓改革于调控之中，寻求宏观政策的黄金平衡点，才能掌控好“三驾马车”，赢得既提质增效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路口，不搞盲目刮风，不做“被上楼”的事情，而是因势利导、深化改革，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逐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积极而务实的改革理性，也集中体现在“区分情况、分类推进”的方法论上。对方向明、见效快的改革，可以加快推进；对涉及面广、需要中央决策的改革，则要谋定而后动；对认识还不深入、但又必须推进的改革，需大胆探索、试点先行。既保持战略定力，又焕发进取精神；既坚持底线思维，又稳定社会预期，这样的改革才会让人心里有谱、身上有劲。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回顾历史，“休克疗法”让一些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长期僵化停滞又让不少大党、老党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事关改革成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接力赛中，把握“稳”与“改”的辩证法，凭着壮士断腕的勇气、统筹谋划的智慧、愚公移山的韧劲，我们定能奋力推进改革大业，写下现代化编年史上更为荡气回肠的篇章。

乌龙事件呼唤“政策执行力”

多一些协同机制，多一些专业精神，多一些对政策法规的敬畏之心，才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避免“跑冒滴漏”

近日，两起“自摆乌龙”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在天津，环保部门22日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提出从23日零时起实施限行，随后交管部门却宣布限号政策暂不执行。在广西武鸣，人口计生部门先是向一对夫妇发放了《二孩生育证》，后来发现不符合政策而将准生证收回，此时妻子已经怀孕。

“政府部门的失误决不能让百姓埋单”，在纷至沓来的质疑声中，广西武鸣人口计生部门登门道歉，主动承担了相应过错责任。而在天津方面，对于信息发布中的“令出多门”、“政令打架”，公众也颇有意见。一个是新旧政策衔接错位损害群众权益，一个是内部协调不畅导致部门龃龉，从中折射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诚然，无论是“二孩生育”还是“限号新政”，因为“新”，从上到下的传导与执行中，对相关政策掌握得不够熟悉，部门之间的配合需要磨合，情有可原。但这种熟悉与磨合，应有底线，就是不能让政策有失效风险，不应损害群众利益。公共政策不像小孩子过家家，即便发现问题后再来改正，其纠错成本也相当高昂。政令打架、朝令夕改、政策悬浮……公众之所以对此类现象不满，不仅在于它令群众利益受损，更在于它体现出执行力与责任心的缺失。

事实上，天津“限号乌龙”事件中，如果治理雾霾的协调机制更完善些，环保部门与交管部门能够事先互通有无，本不会出现口径不一、相互拆台的窘境。广西“准生证风波”中，如果计生部门把政策变动情况及时明白地传递到每一个办事窗口、每一张办公桌，又怎会酿成先发后收的尴尬？多一些协同机制，多一些专业精神，多一些对政策法规的敬畏之心，才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避免“跑冒滴漏”。

宏观政策研究者认为，政府每针对某一问题出台某项政策，都会改变利益群体的收益预期。如果因为相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理解执行不到位而改变政策，不仅会使政策失效，还会损害其施政的权威性。政策法规一经出台，就代表着政府公信力，倘若偶然性异化了连续性，随意性替代了稳定性，政策就会遭遇“狼来了”效应，影响稳定的社会预期。至于那些制定了却难执行的“悬浮式规定”，则更会破坏政策的严肃性、政府的公信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军令状已经下达，集合号已经吹响，但怎样落在实处、落出实效，考验着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落实能力。天津和广西武鸣的乌龙事件提醒我们：推进改革应该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确保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改革执行力，既需要相关部门的横向联合，也需要上下对称的一贯到底；不仅体现在“马上办”的行动力，更应强化“办到位”的公信力。

领导带头才有“无烟清风”

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不只是对个人健康的保护，更能带来上行下效的“清新之风”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人嘀咕，如此高规格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烟，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抽烟，看似个人嗜好、个人习惯，却影响着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控烟进程。上行下效，管理学认为，一个团队的行为习惯80%由领导决定。如果单位领导不吸烟，工作场所吸烟的人会明显减少；反之，如果单位领导认为吸烟无大碍，工作场所可能就会“烟雾缭绕”，建设无烟机关就变成一句空话。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人群的男性吸烟率，中国在130个国家中处于第八位，男性公务员吸烟率更是居高不下。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对所有人而言的。但在不少领导干部那里，公共场所成了禁烟“盲区”、吸烟“特区”。一些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司空见惯，无人敢管，成为控烟工作的难中之难。据1996年、2002年、2010年我国三次全国吸烟率调查，领导干部吸烟率已超过50%，明显高于医务人员和教师等群体。为此，著名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曾呼吁领导干部要带头戒烟。

有句话说得没错：“你有吸烟自由，但不能自由吸烟。”作为领导干部，尤其应该以身作则，约束甚至放弃损人不利己的吸烟行为。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抽烟，台下有代表递上纸条反对，他立刻掐灭烟头。随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提出禁止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场吸烟，烟灰缸从此在会场销声匿迹。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着至少20年的烟龄，但他在竞选中提倡的“变革”，首先从自身做起——从一个烟民变为非烟民。领导干部理应在公共场所带头禁烟，为全社会做出控烟的表率，为建设无烟公共场所尽力。

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不只是对领导个人健康的保护，也能给机关带来上行下效的“清新之风”。一些人喜欢投领导所好，吸烟因而容易滋生腐败，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消费天价烟就是例证。这些来路不明的权力之烟，不仅含有损害健康的焦油尼古丁，而且有攀比消费、贪图享受、权力滥用的毒素。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公款消费烟草的现象。由于公款消费烟草市场的存在，烟草企业竞相生产天价卷烟，价格高出普通卷烟十几倍甚至数十倍。这些天价烟大多为公款消费或收礼消费，助长了奢靡之风，败坏了党风政风。希望两办通知能为此敲响警钟、画上句号。

领导干部带头禁烟无疑是好事，但公共场所禁烟不能单靠一个通知。从今年1月1日起，《兰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但我国至今还缺乏一部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法规。领导干部带头禁烟，不仅有助于摒弃吸烟陋习，引领社会健康之风，更希望能由此推动全国无烟法律出台，建设风清气正的“无烟中国”。

终结不动产“信息孤岛”意义深远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产权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重大完善，与正在开展的信用、代码、交易的“统一”工作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性工程

据报道，我国今年将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建立和实施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国土资源部将按中央部署，协调有关部门，围绕“统一登记机构、统一登记依据、统一登记簿证、统一登记信息平台”逐步落实到位。不动产统一登记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中就已经明确，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也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讲，《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是对物权法中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进一步落实。而这一条例之所以成为舆论焦点，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登记”，毋宁说是“统一”。

“统一”的意义，在于结束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诸侯纷争”的状态：土地在土地管理部门登记，房屋在房产管理部门登记，草原、滩涂在农业部登记，林业资源在林业局登记。即便是同种类的不动产，各省登记也处于“信息孤岛”状态，全国不动产登记基本上处于网格化的孤立状态。媒体曝光的“房多多”，多是信息隔绝导致。而统一登记的实质是要将各种不动产登记的部门、依据、簿证、信息平台完全衔接起来，实现全国一盘棋。这也只有在大数据时代才可能实现。

实行房屋统一登记，对于公众关注的反腐败、抑制房价、开征房产税等，的确会有积极意义。不过，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看这一改革，这一制度还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在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与土地调查监测放在一起讲的；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中，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并列为2014年重点工作。如果再将其放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大背景下思考，就会发现不动产统一登记有着更为根本的意义：

首先，这是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大摸底、大排查。这些年全国到底盖了多少商品房，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对于各类不动产数量和权属关系的整体掌握，有助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其次，有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征信体系，促进不动产登记信息更加完备、准确、可靠，方便不动产的查询，从而促进不动产的交易，保证不动产交易的便捷与安全。

最后，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依赖于统一产权制度的确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助于各类产权在市场中合理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农村地籍调查和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有助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产权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重大完善，与正在开展的信用、代码、交易的“统一”工作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性工程。结束“信息孤岛”，最终是服务于国家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夯实我国的产权制度的地基迈出重要一步。

正视改革路上的“12306现象”

公众多一些“过程意识”，公共资源提供者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双方形成更默契的互动配合，改革发展才能更加接近人民期待，让更多人早日拿到通往梦想的“车票”

每年春运，“购票难”都会遭遇各种吐槽，铁路购票网站12306是大家最现成的“靶子”。继高峰时段瘫痪、验证码复杂难以登陆、串号等诸多问题后，近日又有媒体报道，网友用日本动漫人物名字购买动车票，照样通行无阻。这成为12306“无能”的最新证明。

铁路方面表示，只要乘客身份证号码正确，不是恶意用化名，一般都会让他们取票上车，这是出于人性化考虑。但显然，许多人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对这种人性化也并不领情。在他们看来，12306网站的防御系统一直状况不断，技术升级总是赶不上“网络黄牛”的破解速度，正是监管的粗疏，让实名制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如此这般的批评、解释，解释、批评，循环往复，让12306网站满心委屈。“你只看到我的差距，没看到我的努力”——据报道，春运高峰到来之际，12306客服中心里专门布置起“发泄墙”，供“压力山大”的接线员们心理减压。

平心而论，差距客观存在，努力也不是虚言。从技术上看，改进12306网站这种大规模实时交易系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最近，网上就有几名“技术控”出来扫盲，称众望所归的“救星”马云也帮不了12306，因为它面临的技术难度远超过淘宝。最关键的是数据关联度高，网站每卖一张票，就要刷新整个线路的余票信息，其间的复杂计算，堪称“比海量还要海量”。正因如此，许多类似的大型电子售票系统时常捉襟见肘、窘态百出。去年国际足联预售2014年巴西世界杯门票，购买者仅到达购票页面就平均需要45分钟。

再复杂的技术障碍，终归可以解释清楚，问题是，很多人懒得去了解这些技术细节，他们真正想问的仅仅是：为什么票一上来就被抢光？为什么有人买到票我却买不到？这恐怕才是12306网站遭遇口水的根本原因。

从本质上讲，12306的困境，不完全是它自己的困境。无论售票环节如何改进，春运期间铁路系统运力不足的现实都难以改变。纵使12306做到永不崩溃，用户买到票的概率恐怕也不会提升。某种程度上，它所充当的，只是那些被“买票难”逼急了的乘客们宣泄怒火的“发泄墙”而已。

努力不曾停止，差距一时难消，骂声滔滔不绝，“12306现象”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并不鲜见。无论是看病难、就学难，还是空气差、社保低，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短时间内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如果骂就可以解决问题，相信会有人不惜甘当“骂柄”，加班加点坐在窗口供大家过瘾。可惜骂过之后，饭仍要一口一口地吃、路仍要一步一步地走，倒不如静下心来想想缘由，涵养几分“过程意识”，然后大家一起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之道。

当然，号召大家有“过程意识”，是为了给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绝非宽容改革惰性，更不是替不作为辩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许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越是如此，越要有“问题意识”，从能做的做起，从能改的改起，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还拿12306网站来说，自办运行不畅，可不可以试试外包？一家独大不行，能不能引进合作伙伴？暂时不能全部满足所有需求，让公众清楚票都去哪儿了行不行呢？无论答案如何，这种努力都将是一个汲取智慧、凝聚力量的过程。假如“理解”了就“万岁”，重新回到不急不慢自行其是的老路上去，自然谁也不可能给你多少“理解”。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任务多担子重，迈好第一步很关键。公众多一些“过程意识”，公共资源提供者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双方形成更默契的互动配合，改革发展才能更加接近人民期待，让更多人早日拿到通往梦想的“车票”。

过大年，新桃旧符的时代况味

春节风俗的新旧交响，是变动不居的时代缩影。借着中国年，向着文化和情感回归的迫切，构成当代中国心灵图谱最动人的一笔

上班了，大家互道问候，心照不宣，春节假期画上了句号。江南清寒料峭，北国瑞雪尚飘，无论南北，春意已经丝丝缕缕浸润在树梢与眉梢。

马年春节，余音绕梁。这余音里，有温情的怀旧念想，“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有浩瀚的古典乡愁，“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如何岁除夜，得见故乡亲”；有让人爱怨交加的旧俗，压岁钱中的温暖与攀比、年夜饭中的长辈关怀与小辈婚恋压力、爆竹声声中恼人的雾霾借发财心愿乘虚而入；更有花样翻新的新式年俗，诸如隔座拜年靠手机，微信群里抢红包，海外亲友的视频拜年，林林总总的“马上”体吉利话儿……

这个新年，仿佛家家收拾起怀旧心境，却又户户不提防布新的欲望。新俗与旧礼，尖锐而醒目地交织在春天的节日，互不相让，也互相耳鬓厮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儿女，在这个庄重而温馨的中国年，不管是守旧俗的温暖与不甘，还是依新制的闹腾与失意，都有些悲欣交集，乃至进退失据。数日欢聚，让人在重新出发时有了亲情这碗酒铺垫的底气，却也拂之难去“恐归”、“恐聚”族生存与发展的重重压力。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现实困境，但是，上下五千年，没有哪一代像当今中国人这样，在短暂的有生之年骐骥一跃，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数个反差巨大的社会形态，从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为目标，到移动终端将很多人一“网”打尽。沧桑巨变中，风俗二字飘忽不定。

所谓风俗，得有历史感，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约定而俗成，让国人敬服遵从。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与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不期而遇，一切都太过匆匆，所有新鲜热闹还来不及成“俗”，便风化无痕。

春节风俗的新旧交响，是变动不居的时代缩影，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几个月就是“一代”，时尚奇巧各领风骚唯三五天而已。然而，借着中国年，国人向着文化和情感回归的迫切，仍然构成当代中国心灵图谱最动人的一笔。

一个曾经用三百诗篇“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优雅古国，在经济高速起飞之际，或因暂时无暇回顾而失落了温暖旧俗，当物质生活渐次丰盈后，对精神家园、对情感厚度的追寻渴望，会借着年节，借着各种契机重新于归。

过大年捧着新桃旧符高歌长醉，我们在大时代中寻找一方心魂相守的文化净土和情感净土。值得庆幸的是，新也罢旧也罢，雅也罢俗也罢，中也罢西也罢，多元化的时代，让我们拥有远比先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让人纠结的是，在世俗的眼光、陈旧的传统中，我们却随风而从俗，仿佛失去了敢于坚守的文化根基。

对渐渐丢失的农耕时代年俗细节，不必太过伤感。但一代人在潮流中飘忽难安的文化惶惑却不可小觑。春节的作用，是一年一度温暖的提醒：忙碌中不要忘了，生命中还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等待我们眷顾，比如亲情，比如文化，比如民族凝聚力。这个春天，“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正向我们扑面而来……

2013热词，为中国力量“点赞”

当主流政治话语进入民间语境，网络流行语向主流媒体渗透，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改革正能量得以激发，中国力量得以汇聚

站在2014的门槛前，回望2013的中国，有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奏全面深化改革交响乐，有八项规定重树党政清廉之风，有一众贪官落马彰显反腐“零容忍”决心，也有依然不断的安全事故……种种让我们或温暖或焦灼的意象，在这一年流行开来的各种热词中闪闪烁烁。

在这样的语境下，细品《咬文嚼字》编辑部日前发布的“2013年十大流行语”，颇有些五味杂陈。中国梦，光盘，倒逼、逆袭、土豪、女汉子、点赞、奇葩……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公平与正义的时代呼声，希望与焦虑的轮番登场，喜悦共忧患的艰辛行进。

年度流行语中，“中国梦”排名第一，入选理由是，“中国梦”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民的风格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日渐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之一。中国梦的提出，是顶层设计，亦是呼应民心、关注民瘼。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共同”二字让人温暖。只有尊重每一个人平凡的梦想，欣赏每一个人微小的成功，倾听每一个人恳切的呼声，把草根的梦想从“土”里挖出来，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拥有磅礴的推进之力。这样的顶层设计与草根吁求相呼应，触手可及，可亲可爱可信可敬，方能进入流行语范畴。

接下来的几个流行语，则仿佛是民间社会对脚踏实地践行梦想的不同呼应。“光盘”行动，与八项规定几乎同时流行开来，携手抵制“舌尖上的浪费”。据调查，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相当于倒掉上亿人一年的口粮。一粥一饭，一丝一缕，不仅事关个人的温饱，更事关大众的福祉。从上到下，“光盘”流行，追求简朴的同频共振中，折射的是观念之变、风尚之新。

当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用改革的力量，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享有发展成果，百姓也用“倒逼”和“逆袭”两个热词，表达草根民众通过个人努力，用积极方式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渴望。在这样一个奋斗的时代，草民可以“土”，也可以“豪”；姑娘是“女性”，却也能拥有独立自强的“汉子”气概。有这样的底气与志气，粉丝的“微”能量不输“大V”，草根可以通过点滴的“微”努力，改变自己、改变环境，进而改变社会。

面对这样一个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奇葩”时代，面对上下同心、实现梦想的不懈努力，面对周急济困、挺身勇为的好人善举，面对从网购到大数据的一系列惊喜，人们手指如飞地“点赞”，抱团取暖、彼此欣赏与喝彩，构建一个温暖、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

流行语反映的是一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会心态。不禁想起，仅仅在七八年前，由于反感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的撞击，一些地方曾经立法禁止网络语言。现在，则出现了主流政治话语进入民间语境，网络流行语向主流媒体甚至官方文件渗透的迹象。这样的良性互动，这样的凝聚共识，正是改革正能量得以激发、中国力量得以汇聚的重要平台，且让我们在“点赞”中，共同奔向新一年的起跑线……

迎接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大考

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求答案。“落实”二字，是改革者必须兑现的承诺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宣示改革决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8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3亿中国人，面对又一场攸关前途命运的大考。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蕴着改革与问题的辩证法，既阐释了改革由何处来，又指明了改革往何处去——解决问题才有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求答案。“落实”二字，乃是改革者必须兑现的承诺。

落而不实，往往是一些改革难以推进的症结。比如，从旧的“非公经济36条”，到新的“非公经济36条”，再到若干引导性政策密集出台，为民营经济争取平等市场地位的改革举措，不可谓不够多。然而，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障碍，时至今日，“非禁即入”在一些环节仍有空置，“隐性歧视”在个别领域依然横亘。“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一系列新谋划、新举措，对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等难题可谓切中要害，但简政放权的“上下篇”如何融会贯通，利率市场化如何实现平稳推进，“透明预算”怎样根治三公经费的滥用……让改革的决心化为民众的信心，关键还在于落实。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放到今天，仍然是落实改革的先导之策。不懂得市场创造的伟力，就不会理解“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更谈不上“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只有搞清楚产能过剩背后的“市场失灵”，才会明白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从而让“看得见的手”为所当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就是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为改革的落实凝聚起社会的共识。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的阻力，很多时候来自既得利益。审批多、办证多、收费多、罚款多的顽疾，在一些地方之所以久治不愈，不是因为认识不清，而是常说的“利益的藩篱”。相比解放思想的艰难，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塑，阻力更多、成本更高。比如，一些地区为治理雾霾砍掉钢铁产能，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损失如何弥补？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如何再造？“开宝马车、喝污水”不是永续发展，“蓝天白云、饿着肚皮”也不是美丽中国。善用改革的关联性，在增量上做好文章，才能走出非此即彼的怪圈；巧用举措的耦合性，最大限度形成合力，才能以辩证的钥匙开启尘封的利益之锁。

现在，距离年底只有一个半月，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部署的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能否一一落实，这正是考验改革者魄力和能力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宏伟蓝图能否化为现实，这也正是考验改革者勇气和智慧的时候。不能期望改革设计都能立竿见影，更多时候还需着力把蓝图拆解成一个个可操作的具体步骤，这也是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唱衰中国”别搬石头砸自己脚

中国经济前行的路上，不应惧怕刺耳的诤言，需要倾听诚恳的忠言，也得提防乔装打扮的谎言，及时澄清扰乱秩序的谣言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与教授们讨论经济形势，席间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经济危机）”？8个月之后，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者联合致信女王表达歉意，承认“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

“智慧人士”的失误车载斗量，屡战屡败却不气馁，指点本国江山的同时，还常去关心他国乾坤。中国经济精彩纷呈，是学术研究的富矿，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断总是不绝于耳。近期，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有所体现，一些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掐指推算后惊呼：不好，中国经济要出事儿！

唱衰中国的声音听了无数次，言中的事例寥寥无几，留下笑柄的却比比皆是。本世纪初，中国银行体系被西方判定为“技术性破产”，并预言将拖累中国经济步入深渊。他们话音未落，中国开启了新一轮银行改革，如今中国的银行业多项指标全球领先，当初看空的机构也从中赚得盆钵皆满。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最高峰，有很多机构都替中国捏把汗，而中国经济却上演了大逆转。

愿意相信，这些学者都恪守着严谨的学术规范，站在理性客观的立场上从事学术研究，至于预测结果一错再错，是因为经济分析预测领域没有“先知”，只有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尽量夯实数据基础，才有可能提高准确率。学者有学以致用的追求，会频繁发出各种预测，对于这类唱好或者唱衰中国的声音，大可不必过于介怀。而且，他们的声音变幻莫测，朝三暮四，昨是今非，过分重视反而会自乱方寸。

研究成果不仅同学术能力有关，也受制于研究者的立场，要是研究者另有所图，则需多加小心。经常活跃于中国经济研究和预测领域的研究者中，有一些来自大型外资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这些机构都声称内部建有用来规避利益冲突的“防火墙”，外界却经常能从其研究结论和投资行为之间找到联系。资本逐利无可厚非，但不能扰乱别国经济秩序来浑水摸鱼。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外界的质疑声音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棘手，比如地方债务扩张可能影响财政稳健，“影子银行”引发对金融风险的担忧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重视存在的问题并务实高效地加以解决，才是对唱衰声音最有力的回击。

中国经济前行的路上，不应惧怕刺耳的诤言，需要倾听诚恳的忠言，也得提防乔装打扮的谎言，及时澄清扰乱秩序的谣言。吸纳诤言和忠言得靠宽广的胸怀，应对谎言和谣言有赖坚定的信心，而胸怀和信心均建基于强健的经济基本面。一叶轻舟成功穿越激流险滩，两岸猿声自然会停止呼喊。

“解救”童工，还需治本之策

只有以更科学均衡的发展消除贫困，只有更好发挥法律法规的守护作用，才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留住美好童年

稚嫩的脸庞中透着粗糙，红肿的手指上满是皲裂，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固定工资仅2000元……近日，随着深圳一家电子厂涉嫌非法使用数十名童工的行为曝光，一群来自四川凉山儿童的命运引发关注。令人心酸的是，当孩子们被“解救”准备送返老家和他们的监护人时，其中一位孩子竟对记者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我不想回家”。

宁愿做“有肉吃”的童工，这名未成年人的内心选择，不具有普遍性，却足以让成年人警惕、深思。我们在为孩子们丧失快乐无忧的童年慨叹时，当追问：本应在校园里安享琅琅读书声的花朵们，为什么会早早上了生产流水线？我们努力构建的儿童权利保障机制，为什么在一些地方还有被撕破的网线？

拒绝容忍童工的存在，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我国早已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劳动法》也明文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此外，《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也着眼于优化儿童成长的外部环境、密织保护网，旨在祛除童工出现的社会土壤。实际上，就在孩子们不愿回去的“家”，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可以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仍然受法律的保护。面对这群解救回来的孩子，当地政府也正在联系学校，让他们重返校园。

然而，检视酿成童工事件的各环节，家长认为读书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招工中介利欲熏心，厂商对虚假手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劳动监察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没有一方能推脱责任。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悲剧就不会发生。而面对调查询问，孩子们自觉结成“同盟”、虚报年龄拒绝承认童工身份，也反过来警示我们，孩子们两难处境的形成，背后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典型的现实图景，勾勒出快速行进之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剪影。

这一方面表现在，法律在一些地区、一些人面前，还难以显现其应有的守护神作用。比如，农村地区正成为治理的最薄弱环节，许多法律政策在这里存在着“虚防”、“失守”的现象。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童工”背后的贫穷。凉山是四川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交通不便，水电不通，加上当地老百姓还有一种“读书不如打工”的心理，近年来，孩子辍学外出打工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贫困造成的愚昧、落后与生存困境，加剧了“读书无用论”扩张，催生了“及早走出去”的念头，一旦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用工的需求相对接，就会迅速催生出铤而走险、违法用工的黑色产业链。

今天的中国号列车，正在改革创新的引擎牵引下疾驰，努力远离“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必须清醒看到，我们既有引以为傲的高速铁路网，也有流动时代的留守之殇；既有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也有生活艰辛的过亿贫困人口。置身于城镇化、现代化的历史大潮，就要直面转型期真实而复杂的国情。

培根曾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然而在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乡村，越贫困往往意味着越容易失学，而过早离开学校，也就等于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破除这种悖论与怪圈，唯有全社会携手努力。只有以更科学均衡的发展消除贫困，只有更好发挥法律法规的守护作用，才能真正“解救”童工，让更多孩子留住美好童年。

“公务员热”背后的改革命题

当血气方刚的青年，不再动辄把“安全感”放在嘴边、想着在“铁饭碗”里寻求安稳，我们的社会才会活力奔涌

又到了考公务员的时间。报考时间过半，热度依然不减。即便录取比例“千里挑一”，但公务员依然是就业选择中的大热门。

年轻人为什么“热衷”考公务员？应当肯定，有的青年人怀揣理想、报效国家，有的毕业生愿意投身政府部门、服务社会大众，甚至还有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仕途”的认同感。也要看到，这种“公务员热”的背后，还有人看中的是其他，比如有人期盼“学而优则仕”，有人认为“找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强”，有人畅想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收入稳定、工作清闲、福利待遇好……对公务员的想象，究竟是事实还是迷思？言人人殊，但已经有一种围城效应：没进城的人想象着各种好处，刚进城的人却感慨落差太大，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多“油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清闲。看似光鲜的职业外表下，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考核、竞争、舆论压力，恐怕是许多新任公务员们的共同感受。

尽管上班炒股、玩游戏之类的消息仍会见诸报端，但公务员责任大、任务重，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为关键的是，少数人“只要有了权，就会有钱”的不良预期，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恐怕越来越不那么容易实现。十八大以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宣誓，对多名省部级高官的查处，都在说明，中央领导强调的“为官发财，应当两道”并非虚言。而一些人的那种忍一时清贫、等将来变现的设想，只会把公职生涯变成一次危险旅行。

事实上，争相竞考公务员中，有追求理想信念的价值取向，亦有各种实际利益的隐性期待。如果是为后者，那么“公务员热”就值得深思：是不是政府权力过大了，是不是隐性福利太多了？这正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方向，反对“四风”转作风，坚持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削权放权转变职能，让属于资本的回归市场，属于权力的回归法治。“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明确表态，必然对公务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而随着聘任制的逐步推进，“铁饭碗”的打破也只是时间问题。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如果忽略了公务员的本来含义，而去追求高薪福利或权力快感，这条路在将来注定充满风险。不要相信一成不变，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其间的进步变化有多少？也不必迷恋“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不是你在一处吃一辈子的饭，而是在处处都有饭吃。

也要看到，眼下的“公务员热”虽然有些盲从，却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现实逻辑。正如论者指出的，青年报考公务员未必是寻求安逸，而是一种寻求社会保障的“恐慌性”报考；未必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人生规划，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认可度。就此而言，如果社会保障能够早日均等化，让人们不再因为身份而焦虑；如果就业创业环境能够更加优化，让人们对市场竞争有更多信心，“公务员热”才会真正降温。

在这个意义上，对“公务员热”的关注与反思，本身就是一个改革命题。当血气方刚的青年，不再动辄把“安全感”放在嘴边、想着在“铁饭碗”里寻求安稳，我们的社会才会活力奔涌；当我们中的优秀人才，除了一部分人做公务员，更多的人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创造财富，这或许是人们对职业和事业理想的一种正常的认识。

扎紧儿童安全的篱笆墙

对6000万留守儿童来说，最需要的，是基本的生命安全和亲情呵护

暑假到了,孩子们终于可以撒撒欢儿了。悲酸的是，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暑假也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集中、高发的时段。许多小生命，就意外终止于这个异乎寻常的酷热夏天。

一张5个少年盖着白布齐齐仆倒草地的新闻图片，让人痛彻心扉——这是几天前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温塘镇晏家中学5名初中学生在校补课后、结伴到水库游泳不幸溺亡后被打捞上岸的情景。相似的悲剧接踵发生，在百度键入“补课溺亡”关键词，跳出的案例层出不穷，几乎都发生在中西部县域，发生在暑假。除了溺亡，还有儿童意外坠楼、工地失足、交通事故……

暑期意外伤害，往往在父母视线之外发生。事实上，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失去父母监管已成常态，而暑假又失了一层学校监护，悲剧便狰狞着向孩子们扑来。农村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命运，已经越来越多地以悲剧方式撞进我们的眼帘：毒奶粉、黑校车、儿童性侵害、食物中毒案……主角常常是弱小而发不出声音的他们。我们还会在城市晚报的社会新闻中看到他们：某工地有儿童贪玩受伤，一儿童过马路被撞死亡，某池塘发生儿童溺亡惨剧……他们往往是利用暑假到城里看望父母的农村儿童。

我们痛楚地发现，围绕欠发达地区儿童的伤害，重重叠叠，不知道哪个环节会出现可疑的漏洞，对孩子们的保护实在太不周全。对他们而言，最需要的，是基本的生命安全和亲情呵护。

这是一个数量如海的群体。据全国妇联刚公布的数字，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已占农村儿童37.7%。我们不能等到他们在各种危险艰难中长大，才重视拒绝伤害和关爱行动。那样会太晚太晚。

今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以峻切语气强调，“不管是什么情况，不论是什么天灾人祸，一定不要让下一代受到伤害，这是我们的责任。”；“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

从国家层面，利好消息是新型城镇化的重启，或将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在家门口拥有城镇就业岗位，兼顾养家与育儿重任。而更解燃眉之急的是，当地政府和学校要对孩子们的安全监管和普及基本安全和救生常识负起责任，在暑假期间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如池塘、铁路、交通要道、建筑工地等设岗巡查。在这个领域，民间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也可有所作为。至于针对儿童的刑事犯罪，更要坚决依法打击，并堵上一些法律真空。

给儿童安全扎紧篱笆墙，让孩子们活得安全，是成年人的义务，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师者魅力是学子的心灯

教育的本质意义，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智慧的启迪，更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互动

女儿上小学后，几年间字体风格大变，老师的话每能脱口而出，原来班主任刘老师是她的偶像，老师的板书成了“字帖”，老师的话像“圣旨”。不由深叹，老师对学生的潜移默化影响竟至如斯。

老师成为学生的偶像，学生服他、听他、学他、敬他，原因有很多，但个人魅力至为关键。一项调查显示，学生认同的教师人格魅力高居榜首，师德魅力次之，学识魅力更次之，形象魅力则排在末位。同时学生也更多地认同“和蔼可亲”、“幽默”、“性格开朗”等内涵，而非容貌、衣着。这一调查结果令人深思。

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师者魅力乃是学子的心灯，照亮着他们人生的路，有的甚至照亮一生。为师者无魅力，便得不到学生应有的尊重，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换言之，学生如果认为对方不配做老师，就会产生逆反心理，直接导致教育无效。“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未来，一个肩膀挑着民族的未来”，不能不注重涵养个人魅力，尤以养人格魅力为重。

有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总爱举手回答问题，但当老师问他时又答不上来。老师好奇地问他，他哭着说“别人都会，如果我不举手，别人会笑话我”。于是老师私下里告诉他，以后如果会答就举左手，不会就高举右手。此后，每看他举左手，老师都努力给他机会。这个学生由此变得开朗起来，成绩也有大进步。老师把这个方法悄悄告诉其他几个学习不好的学生。结果，他发现整个班都变了。

这便是尊重的力量。对学生的尊重，正是教师人格魅力的关键。这种尊重，存在于细微处，体现在细节中。“不超越学生的生命健康、不超越学生的人格尊严、不超越学生在智力发展上的个性差异”，这是一些教育家倡导的理念，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尊重。老师充分尊重学生，也才能赢得学生的敬重。

想起教育名著《爱的教育》翻译者夏丏尊先生。他积极实践这一被称为“妈妈的教育”理念，不仅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关心学生的学业，也无微不至关爱他们的生活。只要听说哪位同学病了，他会亲自将煮好的汤药喂给他吃。每逢周日，他早早地守候在学校门口，叮嘱外出的学生要“早些回来，勿可吃酒”，还要加上一句：“铜钿少用些。”对于犯错误的学生，他绝不一棍子打死，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保护自尊、等待觉悟。

教育的本质意义，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智慧的启迪，更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互动。人格魅力的最高境界就是大爱。没有“爱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一位教育家说：“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的感情也会消融。”今天，从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到一些暴戾心理的出现，我们都分明看到教育中“育人”一课的缺失，看到师者“传道”的缺失。

教师节前夕，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用爱心、知识、智慧点亮学生心灵”“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以爱养人，以德化人，以学导人，学生方能快乐成长成人。为师者，不能不深思明察之、修习躬行之。

孩子取消补课妈妈为啥急哭

只有不断走向教育公平，选择日益多元，孩子们才会快乐成长，家长们也才能保持淡定

这是从成都一所小学传出的新闻——学校宣布取消补课，退回家长们已经自愿交纳的补课费，引来的却是学生们一片失望追问“为什么”，而家长们按手印联名上书，有家长当场急哭，还有家长打进报社热线：“娃娃就要上初中了，不补课怎么要得？”

不补课，究竟是“要得”还是“要不得”？在今天的中国，已是盘踞于每个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心头的一大难题：补，明知是“增负”，为孩子身心健康压抑受损而心疼；不补，“输在起跑线上”，要不得！

正是这种纠结，造就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奇异景观：同一群成年人，一边痛心疾首地数落应试教育之弊，吁请减负；一边总觉得自家孩子所在学校抓得不严、学习不够，私下里拖着孩子四处访名师补课以求“提高”或“超前”。于是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又都是增负加码的推动者。

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基础教育减负改革，每年各地都是新招迭出。然而，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书包重量和日常活动时间表，收效甚微，甚至在一些地方，负担不降反增。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这一改革的最大动力与阻力，其实出自于同一群父母——我们既对教育改革心怀渴望，盼着娃娃能早一点不补课、脱题海，又害怕朝着改革率先起跑，会在现行人才选拔体制里吃亏。

面对改革，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矛盾与彷徨。尤其是，面对独生子女时的宠爱有加、巨大人口基数下的竞争压力、传统文化中“惟有读书高”的思维惯性……所有这些，无不在为家长们添加焦虑与不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一看似关爱的口号，成为挤压甚至剥夺中国娃娃们健康成长空间的推手。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我们的教育部门与学校该如何直面这一矛盾与纠结？要知道，立足于减负的改革，一旦操作不当，最容易伤害的，可能正是渴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中低收入阶层——当有些人可以凭“关系”、可以花钱进名校或谢绝中国高考，当城市中产家庭普遍在校外补习加码时，农村娃娃、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孩子在升学竞争中，又该如何选择？

为娃娃们减负的中国教育改革，需要积极稳妥的渐进式改革，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不“眼开眼闭”或忽左忽右，坚定目标。不过，缓解家长们眼下“要不得”的焦虑，减少补课需求，也是可以有更多作为的。比如，适当降低基础教育阶段一些学科的教学难度，调整学习方式；比如，踏踏实实地改变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状况，将教育投入更多用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及打造更好的职业教育体系上。只有不断走向教育公平，选择日益多元，孩子们才会快乐成长，家长们也才能保持淡定。

资本市场须防“风险幽灵”

既有风险高发的土壤，又有风险敏感的人群，中国股市的风险防范，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8月16日11时05分左右，上证综指突然上涨5.96%，多只权重股票触及涨停。经相关部门初步核查，交易异常系由光大证券自营的策略交易系统设计缺陷导致，监管部门已对其先行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同时正式立案调查。

交易异常情况出现之后，相关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及时处置，对于防止风险扩散、保护投资者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称道。总体看，当前绝大多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本充足，流动性充沛，风控合规体系健全，业务运营规范稳健。正如中国证监会在情况通报中所说，此次发生的是一起极端个别事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不过，“乌龙”事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至关重要的资金校验环节，因为系统缺陷而缺失，导致巨额订单发往交易所。系统存在的严重隐患，当事公司恐怕难推失察之责。另一方面，在“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准确性”基础上，如能把披露的时间再提前一些，可能把对投资者的伤害降得更低。

根据国际知名对冲基金经理塔勒布的定义，此次交易异常应该算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具有事前无法预知、事后可以解释且产生重大影响等特点。“黑天鹅”起舞提醒我们，金融市场规模越庞大，金融工具越复杂，金融风险点就会越多，防范风险的制度应更严密。需要通过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打造更加结实的盒子，锁住随时可能兴风作浪的“风险幽灵”。

异常交易既能决定金融机构的生死，又会带来金融系统的波动，而造成异常交易的原因则多种多样，有交易人员的道德风险，也有交易系统的技术缺陷。因疏于管理而葬身于交易员“上帝之手”的金融机构并不少见，远有英国巴林银行因交易员超额交易倒闭，近有法国兴业银行因交易员欺诈交易造成巨额损失。稳健的金融机构对交易人员进行授权都会小心谨慎，内部设有严密的监控体系。

技术系统缺陷带来的市场波动同样非常惊人。资本市场的交易速度和数量，早已不再是“梧桐树下的协议”，美国股票市场上有70%的交易是通过高频交易和程序化交易完成。通过信息技术进行金融创新通常激动人心，但也意味着控制风险的难度更大、风险发生时影响更大。面对那些速度需要精确到毫秒的高频交易，尤其需要在控制风险和追求效率之间找到平衡。

中国资本市场具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运用信息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世界，近年来基于套利模型的各种程序化交易软件被广泛使用。随着中国股市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金融风险的境内外传导性也变得更强。同时，中国的股市又是一个散户占比较高的市场，散户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弱。可以说，既有风险高发的土壤，又有风险敏感的人群。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风险防范上，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中国证监会的官方网站一直在醒目位置挂着这样一句话——“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此次事件，从应急处理到后期调查再到问责和补偿，或许也当以此为准则，知行合一。

“免费医疗”不是最佳答案

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路径，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这才是最负责、最务实的做法

近期，“免费医疗”成为热点话题。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免费的医疗，政府有责任建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个人也有责任。

免费不免费，是指患者在接受服务时是否缴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是号称实施免费医疗的国家，患者看病时也许是免费的，实际上医疗费用已经在个人、企业的税收或缴纳的保险中体现了。俄罗斯的医疗保障制度，沿袭了苏联的公费医疗制度，也并非完全的“免费医疗”：居民看病不要钱，但买药需自付；公立医院资源短缺，排队等候现象严重。对此，民众褒贬不一，“免费”之饼并不那么香甜。

随着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不断加大，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实现了基本医保制度全覆盖，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成为医改重要目标。

但是，我国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里像欧洲，那里像非洲”的情况并不少见。俗话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都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过分超前或滞后。符合国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医疗制度，才是最好的。

从国际看，美国是全球最富的国家之一，医疗卫生总费用约占GDP的18%，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超过8000美元。沉重的医疗负担，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绊脚石。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困扰。这说明，医疗保障必须考虑到财政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不能盲目追求高福利，否则会骑虎难下。

大凡稀缺资源，只要免费，必然存在浪费，经济学称之为“公共品的悲哀”。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尤其是医疗消费，更是具有无限趋高性。这种趋高冲动，既来自患者，也来自医生。在医疗监管制度不到位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很容易结成“利益同盟”，过度使用和消耗医疗资源，从而催生“浪费医疗”。实践证明，缺乏必要的利益制衡，个人就不再关心医疗支出多不多，而只关心自己使用得够不够。其结果就是，医疗资源难以支撑，患者只能排队等候，真正有需求的人无法得到资源，导致新的不公平现象。国际研究认为，在医疗费用支出中，个人自付比例在两至三成之间最为合理，最有利于节约资源。

一般来说，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基本和非基本两大类。政府主要为基本部分“兜底”，个人主要承担非基本部分，社会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医疗卫生服务上，应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合理分担机制，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

医改是一道世界难题，对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路径，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这才是最负责、最务实的做法。

医患关系从哪里攒起信任

要从根本上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就应当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准确把脉，进而重塑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杀医案造成1死2伤，江西南昌一护士被劫持，连续发生的恶性袭医事件，让医患关系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原本相互依存的双方，是怎样的“仇恨”引得患者持刀相向？

近年来，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在选择性关注极端个案的背景下，舆论一会偏向对医方极不负责的批判，一会又倒向对患方动辄诉诸武力的谴责，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大系统来认知医患关系。

如果将医患纠纷放到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到个案中的矛盾冲突，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相关。就社会结构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上“看病贵、看病难”，无疑会加剧医患之间的总体紧张关系；就心理结构而言，基于人们对公正和秩序的焦虑，尤其是偶发性的个案被放大，向社会传递、营造出医患关系不和谐的负面效应，从而更容易导致一些人在错误的判断下走向极端。就医患双方来看，更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专业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等，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度”。

正因此，面对这两个群体的利益冲突，解决方案首先应当着眼于平息怨愤、不满，促进谅解、合作，构建信任、互利，而不是为更深的结怨或纠纷添柴加火。就此而言，主管部门除了出台为医院按比例配备保安的意见，更长远来说，还应该从构建医患的信任关系上下功夫。

很多人开出了不同药方，比如改变以药养医制度，比如为医德建档，比如确保病人就诊时间……应该说，这些药方不同程度地会促进医患矛盾的缓解，但都可能无法“药到病除”。事实上，要从根本上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还应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准确把脉，进而重塑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媒体调查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说是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看来，医生这一群体也渴望更多人理解。医患关系似乎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但医患关系究竟“恶化”到什么程度，是否意味着我们为此类纠纷开通的解决渠道完全失效？在没有实证调查和统计数据印证的基础上，仅根据个案而作出判断或提出对策建议，都可能是轻率或误导的。

高考与教养

【背景链接】

2013年高考已经结束，高考时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自己高考的时光，可以说，高考是大部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年的高考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如每年高考很多地方都会下雨、每年高考都会有感人事迹（包括送行的父母、维持秩序的耐心警察、爱心车辆）、每年高考都会有高考状元分享心得……

今年高考出现了两则关于考生的新闻，激起了人们心底的波澜：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之所以这两则新闻受到关注，是因为在当今这个痴迷“成功”、痴迷成绩的社会，他们的行为无疑是高尚的、是有教养的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苏吴江盛泽中学一考生父亲去世，家人为了不影响考生高考情绪，与学校一起编织谎言，参与隐瞒的人数有近千人。我们不禁要反思，高考怎么就那么重要？重要到连亲人去世也可以不理？

在阅读了上述三则有关高考的新闻之后，我们要在这个现象背后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件？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时刻，当别人昏迷时将别人送医或交给警察，可能就不会被报道或者仅仅是作为普通的好人好事被赞赏。如果不是因为高考，学生的父亲去世哪有不见最后一面、不去守孝的道理？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因为高考！江苏公务员考试网专家认为，我们应该反思高考带给我们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在这个赢者通吃的社会背景下，成功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如果一个人成功了，他以前所犯的所有错误、他的癖好似乎都成了品味、个性的代名词，而失败者往往被认为一无是处。因此社会中每个人都近乎变态地痴迷成功，痴迷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高考——被社会贴上完美标签的考试制度，被认为是通往成功的必备路径，因此众人重视高考，甚至膜拜高考，愿意为高考牺牲一切。因此才有了众多家长花大价钱为考生补充营养、家人为稳定考生情绪而隐瞒亲人去世、学生为高考得一心一意参加考试、交通车辆为高考绕道而行、警察为高考冒雨维持秩序……这其中有令我们感动的行为，也有令我们心寒的行为。

我们感动的是学生的善良和勇敢，帮助其他同学脱离生命危险；感动学生对交警的理解以及对他人应有的尊重没有因为高考而丧失。他们是有教养的人，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我们心寒的是学生因高考付出“孝亲”的代价，同时反思高考重于孝亲是教育之痛，教育丧失了它的本质——教书育人，本应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基本道德修养的综合素质教育制度却变成了唯成绩是高的应试教育制度。我们要反思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到知识之外，还能学到什么？不要将教育变成除了成绩别无它有。

高考是终点更是起点，学生们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因此教育不能仅仅教授学生知识，更要教授学生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让生态损害者“无路可逃”

只有相关主体各负其责，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才能行之有效，成为护卫生态环境的“法宝”

广东珠海日前出台《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求的积极响应，也体现了一种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环保决心。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以公众最为关注的雾霾问题为例，尽管自然因素如气象条件不容忽视，但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不断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来源于我们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建筑施工、机动车尾气、工业生产、餐饮服务等。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既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又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受害者。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比如，少开一天车，少用一张纸，少耗一度电，少漏一滴水，都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许多时候，引进一个污染企业，就足以抵消这些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落实地方政府特别是其主要领导的环境责任，就显得非常重要。现实中，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政治资本，不惜牺牲当地的自然资本，在以“漂亮”的政绩得到重用、提拔后心安理得地离开，留下的却是难解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受害的是当地百姓。此风日长，致使各地的生态环境“欠账”越积越多。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国大气、土壤、水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是“人祸”。

根治“人祸”，不能靠“人治”，只能靠“法治”。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是迈向生态环境问题“法治”的重要一步。我国《环境保护法》早就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但遗憾的是，这项规定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迄今为止，很少听说哪个城市的市长因为任期内环境质量严重恶化而受到追责。反倒是听闻一些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大开绿灯”，甚至在引发严重污染损害后依然对污染企业加以袒护。如果建立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类似的问题即使不能绝迹，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当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不能仅仅针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和个人，也应当终身追究其责任。毕竟直接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通常不是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而是相关企业和个人。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完全推到前者身上，也有失公允。同时，只有明确相关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损害应当承担的责任，才能厘清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的责任。只有相关主体各负其责，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才能行之有效，成为护卫生态环境的“法宝”。

毫无疑问，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还要逾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桎梏。我们期待，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珠海经济特区，能够以《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为基础，大胆探索，使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得到具体化，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蹚路，为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

中国城镇化发展何去何从

上海世博会的宣传语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霍华德畅想的“田园城市”，让城市的钢筋水泥多一些绿色环绕，让乡村的泥泞小路少一些坑洼难行，正是应了这句宣传语。十八大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谋划了创新发展之路，即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要想实现田园城市的梦想，我们的城镇化需要创新发展思路，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过去，我们认为城镇化只要让农民进城就可以了，殊不知失地农民进城后面临心理、身份、户籍、住房、教育等问题，农民在城市中生活举步维艰；我们在以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摊大饼式”地扩张，建成了一些变味了“空城”，不仅没能发展好城镇化，反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此外，我们总把城镇化等同于工业化，大搞工业，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这些教训都警示着我们，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基础。不重视人的城镇化，必然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前进一分一毫。因此，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进城农民在心理、行为上的适应问题，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和帮助，也要创新管理，多开展一些他们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他们的城市生活，并且解决农民工的工作问题，让他们的子女可以共享教育资源，让他们能住上经济适用房，真正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新型城镇化，要以“新城建设”为依托。土地是城市的基本要素，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我国近年来搞的“古城复建”和“新城建设”往往成为开发商和政府分羹的盛宴，严重损害了老城居民的利益，因此，以后的新城建设，不能以经济为导向，而要以人民利益为先导，本着“有机更新”的原则，在保留古城风貌的同时又加入现代元素，遵循城镇化自发生长的内涵，做好规划，造真正利福百姓的新城。

新型城镇化，要以发展“旅游业”为导向。工业化依托下的城镇化被证明是违背生态文明理念的，我国万万不可再走这条老路。反观我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居民消费中旅游休闲的比例逐年提升，我们有条件开辟以旅游业为先导的城镇化道路，这样不仅可以拉动内需，带动产业聚集式的复合型消费，而且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兼而保留乡村民俗，促进城乡融合，可谓一举多得。

田园城市，这个设想多么美好，诗意栖居，泥土芬芳，人人都为之神往，我国只要创新发展思路，重视人的城镇化，打造科学内涵的新城，再辅之以旅游业的导向作用，新型城镇化将呼之欲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梦想也将不日成为现实！

“纠偏“城镇化彰显新型城镇化

的题中之义

城镇化指标层层下达、层层加码，有“城”无“市”摊大饼，重“地”轻“人”……城镇化发展中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将被“纠偏”。近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出新要求。（12月16日新京报）

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高歌猛进，城市“地盘”不断拓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镇化率达到了52.6%。然而，与之相伴随的矛盾和问题也层出不穷，城市“摊大饼”、“鬼城”频现、重地轻人、千城一面等，让城镇化异化成了“市长工程”“政绩工程”，导致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反倒尝了“苦果”。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在理念上为城镇化建设“纠偏”，彰显了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有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品味、更惠民生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短期的经济利益和虚荣的“面子工程”，急于求成搞建设、揠苗助长搞开发，强拆强建、贪大求全、盲目建设，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扛着锄头住楼房、阳台上面把猪养”的现象无疑为当前城镇化敲了一记响亮警钟。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旧有的城镇化模式而言的，视城镇化建设为一项系统的、全面、复杂的长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循序渐进、接续奋斗。强调“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将城镇化的重点和中心放在了“质量”上，为过去拼规模、拼速度、拼政绩的城镇化踩了一脚“急刹车”，真正踏上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轨道。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不仅要在居住空间上一改贫穷落后面貌，更要在享受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与城镇接轨，让农民享有与城镇市民同样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迁村腾地、大拆大建，把农民赶上楼的城镇化只能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大大偏离了城镇化的核心，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渐行渐远。“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新要求，及时叫停了忽视群众利益的畸形、跛足的城镇化，促使地方政府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推进城镇化，实现城市空间和公共服务共同城镇化。

城镇化理念上的“纠偏”仅是个良好的开端，避免新型城镇化沦为空洞的口号，非一蹴而就之功，必须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要加快转变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树立科学合理的政绩导向，彻底改变地方政府凭快速城镇化捞取政绩的现象，保证城镇化适当瞻前又不过度超前。要聘请专业团队编制科学完善的城镇化建设总体规划，一张蓝图管到底，“功成不必在我”，而非“一任市长一张蓝图”。要适度推进、适时突破，加快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以现代农业、新型工业为支撑和突破，奠定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

城镇化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部分，城镇化理念“纠偏”避免了短视发展行为的发生，造福了城市发展，造福了子孙后代，响应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必将指导地方建设出更多特色鲜明、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美丽小城镇。

教育改革探究

一、政策背景：

1.2010年7月国务院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了“完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要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考”以及“社会化考试”。

2.2011年1月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文，提到了一些高考的改革思路，其中就包括“有的科目一年多考”，不过后来教育部发言人称这是袁部长个人“思路”，不等于国家“方案”。

3.大约一个月之后，教育部又提出年内要完成高考改革方案，不过又是数度搁置，袁部长对此非常恼火，表示一定要出。

4.此后的两三年不断有关于高考改革“怀孕”与“流产”的消息。

5.全国统一的高考改革方案迟迟不出台，一些地方就自行改革起来，包括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各地高考改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英语下手。主要做法是取消了高考时的听力考试，放在平时考。

6.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考语文分值由120分提高到150分，高考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

北京方案更进一步的地方是，虽然没有拆分听力与笔试，但学生可以多次考试，取最高分计入高考成绩。由此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高考改革议题的炸锅。

二、存在疑惑：

为什么要从英语入手？

第一，英语是中学教育中遇到问题最多的学科，也是学生较难产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学科，从英语入手，更加便于改革。第二，英语考试在我国比较成熟，它的改革对其他科目有参考价值。

2.英语真的不重要吗？

答案是英语依然很重要，理由有：(1)英语是国际化语言，在日常的国际交流中必不可少。(2)美国高校在招生中，倾向于参加过英语辩论赛的高中生。(3)经过多年的市场培养，家长对英语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

3.对英语培训机构是否有影响？

影响不大，因为：(1)如果高考弱化对英语的考核，学校将无法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更为优质的英语教育，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寻求留学机构的帮助。(2)改革只是改善了应试教育，但对于市场上的英语培训机构来说是一件好事，这样英语培训将回到教育的本质：能力的提升。

三、主要争议：

1.江苏省在2008年已经下调高考英语总分，5年下来，英语在教育中的地位未受到影响，减负和提升素质教育水平的效果也没实现，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子。

2.靠降低英语分值解救母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改变考试制度，怎么减分数都没有用。

四、改革意义：

1.如果这次英语高考改革能为整体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那英语又起到了一次引领作用。

2.北京这次改革中英语减分语文加分，更能体现语文作为母语学科逻辑思维能力。

3.高考英语改革将促使学校改变教学模式（包括教材、课时、教学方式），提供“个性化教学”。目前普通高中提供的是“大一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而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之后，就需要学校作出相应的教学改革，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教学选择。比如，为参加高考的考生提供高考水平的英语教学，而对于想要在英语方面有更大突破的学生，就要提供更深层次的教学模式。对老师来说，教学方式也将真正进行“因材施教”的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升传统文化认知。这也体现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

注1：相关链接：在英语改革出台后，有人发出声音“让数学滚出高考”。

注2：2013年1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对中小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探索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此外，这份文件中还明确要确定“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以及英语拟退出高考统一考试，实行社会化考试的思想。从这份“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出，各地的高考改革从英语入手，是符合教育部“一号文件”的精神。

注3：本文观点：改革是一个综合系统，探索英语考试改革只是其中一项。

由“沪7条”看房价调控

【背景材料】

1.国家统计局9月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新房房价同比涨幅超20%,随后“深八条”、“京七条”、相继出台，从住房用地供应、二套房首付等方面做出政策性调整。

2.2013年11月8日上海发布了《进一步严格执行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相关措施》，即上海“沪七条”，从提高准入门槛，收紧预售许可证和增加土地供应等方面强制调控房价，成为市场的转折点，

3.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授11月8日提出：“新沪七条”虽然会伤到刚需，但政府“不得已而为之”。对于目前火热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此次“新沪七条”的出台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实质性改变。对于购房者的恐慌性情绪来讲，“多少会起点作用”。

【专家解析】

房价问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随着中国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住房也成为传统思想中婚姻的重要组成成分，所以房价久增不减，11月18日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称，上海10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增长21.4%，在该机构监控的70座大中城市里涨幅最大。北京紧随其后，涨幅为21.2%。涨幅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广州和深圳，分别为20.7%和20.6%。所以已经远远超过了广大老百姓的购买能力，成为非常严峻的现实。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房价失控也明确提出：调控回归市场化，完善土地供应和房产税改革将成为调控楼价的主要手段。所以中公专家建议此类问题我们考生要予以重视，以防止在国考面试中出现，预测出题会集中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如谈看法、谈建议和措施、分析原因等方面），随着各地争相出现控房价政策，所以政策类题目又是一个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各地的“深八条”、“京七条”、“沪七条”来谈谈中国的房价调控之路。

房价飚高的直接原因：

1.内在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多：随着城市化的加大和老百姓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住房的需要增多，所以导致供不应求的局面出现；另一方面，传统婚嫁观念的督促，结婚等同于买房。

2.总房屋量供应不足：土地、资金、建设成本、税费等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成本，提高了房价；2004年开始实施的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土地供给的制约性政策，限制了房地产的供应量，加剧了房地产供需缺口，促使房价上升；

3.房产投机者的介入，各地不断出现“房叔”“房姐”，增加了房价供给负担，经统计抽样调查发现26.55%的购房者出于投资的目的，一线城市比例更高，如上海该比例高达40%。

这些是一些表面的原因，相信各位考生也能分析明白，然而面试是一个优中取优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的角度要有一定的大局观，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房价飙高的原因。

房价飚高的间接原因：

1.供求结构不合理，我国有94%的住房开发定性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则微乎其微，开发商为追求高额利润，偏重于高档住宅和别墅的开发，而价格比较适中的普通住宅则供求少，然而真正的需求者却是广大基本消费者，所以导致基本商品房价格过高增长。

2.居民消费观念扭曲，由以往的“居住性”转向“享受性”，由一次性置房向二次、三次置房过渡。

3.投资渠道单一，股市低迷，银行利率下调，这样高回报的房地产投资成为了广大小资人士的投资首选，因此一定程度促进房价的升高。

政策的背景：“沪七条”包括：将进一步落实各区县房价调控目标责任制，增加住房用地供应，进一步完善“四位一体”、租售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进一步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税收政策，从严执行住房限购政策，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影响及问题：新政实施后，市场整体反映倾向“理性”。短期内，对一些处于正在交易阶段的买卖造成一定影响，从长远影响效果看，政府的调控态度让不少买家放慢了入市、追涨的步伐。其次“新沪七条”会伤到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刚需，限制了一部分人的购买，旨在降低购买力，让房价降温，然而二套房首付提高至七成、非户籍居民购房缴税或社保年限的提高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会延缓房价的上涨幅度而已。

同时一些房产中介为了提高业绩，想出各种奇招，如抵押首套房，用消费贷款补足首付；或者索性离婚，用净身出户一方名义买，包装成首套。

所以解决房价问题的核心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供给量，调整供需结构；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应该真正让市场承担更多的功能，而非通过自己的“有形之手”不断影响市场的交易行为。总而言之政策的未来走向、执行力度以及市场机制能否真正发挥调节作用，才是房价调控的最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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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的不仅是“差旅歪风”

“纠偏“城镇化彰显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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