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核心保障
用好改革这关键一着,还意味着,即使在经济运行逼近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或防通胀的“上限”时,侧重于稳增长或防通胀的宏观政策仍然要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说,较低的经济增速有利于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速度回升,而要着眼长远,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调结构、促改革上,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通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主调节的作用;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可以打破一些领域和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以进一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些改革措施不大会受经济增速波动影响而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专家普遍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动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从近中期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进一步通过“营改增”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积极研究推出环境税改革,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构建地方税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即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也综合纳入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范围,并针对家庭赡养负担等因素的不同情况作出专项扣减。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测算显示,今年8月1日起“1+6”行业试点扩至全国,预计全年减收规模为1200多亿元,全部推开“营改增”后全年预计可减税约两三千亿元。
“不只是减税,这一改革还会倒逼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贾康说。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向全国各地和全部行业扩围,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和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各个行业推开。二是调整政府间财政体制安排,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还要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并提高其绩效水平。
近一段时间,“盘活资金存量”也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热词。目前,我国广义货币存量(M2)已迈过百万亿元大关,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也达到3.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但一方面资本存量巨大,另一方面大量需要资金的企业拿不到贷款,这一矛盾现状正是受制于依然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记者,金融结构不合理,股权融资比重低,债权融资比重高,往往使企业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大银行多,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少,也使得小微企业和农民贷款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保险市场不发达、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程度低等问题,也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李德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着力点。中央提出要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除了要借助财政、金融的各种政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新兴产业及三农等领域。
郑新立建议,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应下好“六步棋”: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小型民间融资机构;建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确保小型金融机构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加快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充分竞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存贷款保险机制,发展股权融资;用好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